江永女書是流傳于古越文化和楚文化交匯處——湖南省江永縣上江圩一帶婦女專用的文字符號，也是世界上迄今為止唯一的女性專用文字。作為我國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江永女書雖然沒有標準的教科書、經典著作以及學校教育組織，但其在一代代女書傳承人的吸收、融合與創造中不斷延續并成為自成體系、古老而獨特的文化現象。

江永女書文化源起

“女書”顧名思義，是由女性創造的用于交流情感的文字或符號。江永女書的起源與生成路徑說法不一，當地還流傳著許多關于女性倉頡造字的傳說，從這些傳說的共性中可以了解女書文化的起源。

女書的自然傳承人義年華在《要問女書何處來》一文中寫道：“只聽前人講古話，九斤姑娘最聰明，女書本是姑娘做，做起女書傳世間。”之后，女書研究者宮哲兵到江永縣進行田野調查并將義年華講述的民間故事進行記載：古時候，桐口村有戶人家生下了九斤重的姑娘，眾人皆喚她為“九斤姑娘”。由于傳統父系社會不允許女性在公開場合訴說自己婚嫁后的生活，因而九斤姑娘用女紅或紡織圖案創造了一種交流符號——“女書”，借此向姐妹吐露心聲。

與九斤姑娘造字說相似，盤巧造字說源于盤巧因上山砍柴被抓，在織布上以花邊圖案形狀的文字組成求救信，由獵狗將求救信帶回家鄉而獲救的故事。玉秀造字說形成于江永縣姑娘胡玉秀因被選進皇宮，背井離鄉，用繡花上的女紅圖案作為文字與家鄉的姐妹們取得聯系的故事。

這些有關江永女書的傳說中，都有內在的共通點。首先，從內在邏輯上看，這幾個傳說都遵從被困—造字—土話翻譯—解脫的內在邏輯，反映了有才華、有智慧的女性在父權制度下對表達思想、充實精神世界的追求與實踐探索。其次，從內容上看，女書作品具有鮮明的時代、區域與性別特征，可以分為自創、記錄與翻譯三種，例如三朝書、傳記等由當地女性自行遣詞造句而成的為自創作品，兒歌、山歌、哭嫁歌、謎語等記錄作品，以及《賣花女》等著作翻譯而成的女書文本。這些都呈現了當地女性真實的生活與豐富的精神世界，體現女性追求個性自由與健全人格的獨立意識。再其次，就功能而言，女書既是當地女性尋求友情、滿足自身社會交往需要的傳播媒介，又是增進女性之間情感與交流的潤滑劑。在共同的生活場域中，江永縣婦女們借助女書進行交往、溝通，在互相分享知識與智慧中潛移默化地實現自我教育，進而完成個體的社會化過程，體現了女書深遠的育人意義。

總之，女書作為一種表達工具，將生活在不同場域、不同空間的女性緊密聯結，是維系結拜姐妹之間的文化橋梁與互通信息的媒介。與此同時，女書刻畫了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體現了女性勇于突破文化禁錮、追求自由與平等的精神。

江永女書文化傳承

學者賀夏蓉通過對文獻資料與田野調查獲取的一手資料進行梳理分析，發現由于女書傳承人主體經歷了由自然傳承人、半自然傳承人到非自然傳承人的轉變，女書文化也經歷了由自然傳承人之間的傳承、混合傳承到非自然傳承人之間的傳承三個演變階段。

自然傳承人之間的原生態傳承階段。在新中國成立以前，女書是以口耳相傳、口傳心授的方式在當地婦女之間傳承，這是在當地婦女文化水平不高的條件下最為自然的女書傳承方式。在女書盛行地區，婦女即便不會寫漢字或女書，但幾乎每個人都會唱女書。在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多元的文化氛圍中氤氳著獨特的女性社會以及與之相應的各種民俗文化，如“不落夫家”“賀三朝”“過廟節”“吹涼節”“斗牛節”“乞巧節”等民俗文化。當地婦女自發組織、參與各種與女書文化相關的活動，并將女書文化融入到日常生產、生活之中。女書的主人既是接受女書文化的人，也是傳播女書文化的踐行者，其所到之處即為女書文化流傳之地。

該階段的女書傳承具備自發性與娛樂性、聚集性與隱蔽性的特征。女書傳女不傳男且除了“賀三朝”習俗外，女書交流的目的以娛樂為主，且沒有固定的教育組織、教育方式、教材、專業教師等，學習者只能通過拜師學藝的方式習得女書。因此，精通女書的婦女在生活空間上還呈現家族式聚集特點。

民眾口頭與書面結合的混合傳承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授予非自然傳承人稱號這段時間屬于女書民眾口頭與書面相結合的混合傳承階段。第一種是以河淵村的何艷新為代表的自然傳承人向半自然傳承人的傳承。何艷新的外婆楊燦燦是當時有名的女書自然傳承人，她將漢字譯成女書并用土話傳授給半自然傳承人何艷新——“第一代會女書的有文化婦女”。第二種是以胡美月為代表的自然傳承人后期向非自然傳承人傳授女書的方式。20世紀80年代，女書逐漸受到學界的重視，作為女書自然傳承人高銀仙的孫女，胡美月積極投身女書的搶救與保護工作。此外，她還在普美村開設了女書學堂，招收女書學徒并通過運用女書制作文創產品的方式，將女書文化向全國甚至世界進行傳播。第三種則是以蒲麗娟為例的半自然傳承人向非自然傳承人的傳承。作為半自然傳承人何靜華的女兒，蒲麗娟自小在母親的影響下對女書產生濃厚的興趣，隨著世界各地慕名而來學習女書的人越來越多，她也下定決心學習女書并成為唯一能用毛筆字寫原生女書的非自然傳承人。

這一階段的女書文化主要是在家庭成員之間進行傳承且表現出性別特征模糊、保護女書文化意識增強以及有特定教材等特點。一是傳女不傳男的特征逐漸模糊，部分男性也開始涉足女書文化的學習與研究。二是隨著女書傳人數量日益減少，學界積極呼吁民眾參與女書文化的搶救與保護，增強了民眾保護女書文化的意識。三是傳承者們開始編制一些女書教材，這些教材是經過幾代女書文化傳承人不斷修正、流傳的唱本。

政府主導下非自然傳承人之間的傳承階段。20世紀末，國內外學者及政府相關部門開始高度重視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搶救工作。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女書的文物價值也逐漸得到學界與政府的肯定與關注，除了政府干預女書歌堂式傳承外，女書文化既以文獻、著作、報道等靜態記載方式向相關人員進行科普，也以女書電影專題、錄音錄像、電子讀物等動態記載方式向民眾宣傳女書文化的相關知識，女書文化傳承的路徑得到了拓展。

該階段女書文化傳承呈現可持續發展的特點。一是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復興斗牛節、廟會、讀扇等民俗活動，并在江永縣建設“原生態博物館”，女書傳承從由民間傳承人之間傳承轉向專家學者與政府倡導下的傳承。二是2001年，中南民族大學與江永縣政府聯合創辦女書學堂，并聘請胡美月擔任女書專業教師，宮哲兵的《女書通》、趙麗明《中國女書集成》等著作作為指定教材，女書有了專門的學校、教材與教師。三是周碩沂作為長期深耕女書文化領域的男性學者，是當代女書文化的使用者、傳播者與研究者，素有“女書研究第一人”的稱號，打破女書傳女不傳男的傳承局限。這都為女書文化傳承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基礎。

女書文化的教育功能

如今，一些江永女書的學習者參與到女書的使用、傳承、創造與研究之中，發現人們在參與各項女書文化相關社會活動時，能在思維、想象力以及情感和審美等方面受到深遠的積極影響。

對女書文化傳承，能夠培養人的創造性思維、想象力、注意力以及記憶力。一是對創造性思維的培養。與女書相關的活動如書寫、刺繡、讀唱、研習等，能充分地調動人的左右大腦，提高人的思維水平。此外，女書多是即興創作而成，在整個創作過程能培養女書傳承人思維的敏捷性與靈活性。二是想象力的培養。從無到有、從零散到形成一個文字體系，女書文字創造和女書作品不斷涌現的過程中也離不開女書傳承人想象力的發揮與創造力的運用。三是注意力的鍛煉。由于女書的筆畫較少且字形結構相對簡單，字形相近的女書容易混淆，學習者們需注意力高度集中并認真甄別不同字的差異，才能掌握與精進女書文化，同時，女書作品的創造中有大量敘述性描述，需要創造者擁有敏銳的洞察生活及其內心世界的能力，以此為女書作品的創作積累豐富的寫作素材。四是記憶力的訓練。女書的傳承需要通過語義記憶、聲音記憶與形象記憶，識別幾百個常用女書字體的形態、含義與發音，要求傳承者能夠將記憶中的女書素材進行快速地檢索、分類與重構，能夠有效地訓練傳承者的記憶力。

女書文化在培養女書學習者興趣、激發情感共鳴和塑造審美能力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其一，受女書文化盛行與女性意識崛起的社會風氣的影響，當地女性從小就有一些與女書文化相關的興趣愛好，如與同性結拜、做女紅、習女書、織有女書的紙扇等。由此可見，女書文化作為閑暇時間的娛樂內容與一種特定的文化習俗，經歷了穩定地代代傳承的過程，其相關的習俗將在一定程度上豐富學習者的精神世界。

其二，受女書文化中追求情緒表達這一特征的影響，女書文化的傳承者和學習者能夠在傾訴與傾聽中，獲得同情、理解、安慰以及精神上的鼓勵，而且能夠了解與體察他人經歷痛苦的情感體驗，激發其共情能力。傳承者和學習者要用感性的靈魂觸及生活世界的瑣碎，而不至于鈍化對日常生活的痛苦與快樂等體驗的感受力，進而能創造出更多優秀的女書作品。

其三，在構字過程中，學習女書需有一定的審美判斷，不斷探索可以凸顯女書字體美感的書寫方式；在織繡過程中，需考慮圖片的美觀性與色彩的協調性，這些都能塑造女書學習者感受美、鑒賞美、創造美與表現美的能力。另外，女書的創作與讀唱也講究韻律與節奏的優美，能提升學習者審美能力。

事實上，隨著最后一位自然傳承人陽煥宜先輩謝世，江永女書一度陷入傳承斷層危機。江永女書無論是在傳承人還是當下的傳承情況方面都不容樂觀，女書文化中蘊含的寶貴育人價值也需要等待一個煥發生機的契機。

（作者羅利群系云南民族大學教育學院教授，高婉玉系云南民族大學教育學院碩士研究生）（《中國民族教育》202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