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準備采訪李宇明教授前，我已做了一些“功課”，但是收到他寄來的《人生初年——一名中國女孩的語言日志》一整套書時，我仍被震撼了。這套上中下三卷本的兒童語言發展日志，足足有10多厘米那么厚，記錄了他的女兒冬冬從出生到6歲的兩千余天的語言發展，反映了漢語兒童的語言發展之路。收到這份厚重的禮物后，我十分小心地把它們擺放在書桌一角，屏住呼吸與它們對視，那一瞬，時間似乎已經停滯，而我正開啟與它們的對話。

終于，一個雨后的下午，我們如約在北京語言大學語言資源高精尖創新中心見面。當天，李教授穿了一件灰色的“北語”T恤。我知道他是著作等身的知名學者，還曾做過10多年的教育部語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長兼任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所長，也曾擔任過華中師范大學副校長和北京語言大學黨委書記。政府部門的工作經歷帶給他更多的是洞察力和務實精神，而長期深耕于學術研究，則讓他睿智、開放和豁達。他笑言：“因為我終于可以不去考慮某種想法是否能實施，而是可以想得更高遠一些，更天馬行空一些。”

我本來準備了一份標準的采訪提綱，想圍繞兒童語言發展與兒童閱讀展開對話。不過采訪沒多久，我就被他所提及的更深邃、更寬廣的話題所吸引，采訪最終變成了自由式漫談。我不再打斷他，而是認真地傾聽。

這是一次特殊的訪談，3個小時的訪談內容雖然遠遠超出原有主題，但卻為我打開了一小扇我所不熟悉的語言學領域的大門。訪談中，我一直為自己的“無知”而慚愧，同時也深感李宇明教授所言極是，“中國人的語言意識很弱，當中國走向世界時，我們需要不斷提高語言覺悟，加強語言意識，直面‘人類命運共同體’時代的使命與擔當。”

——對話——

中國兒童語言研究具有世界性影響

【中國兒童語言發展呈現出難以復制的獨特性，并成為不可多得的“天然語言實驗室”，其研究具有世界性的學術和教育價值。】

記者：作為長期致力于兒童語言學研究的學者，您曾多次提到中國的兒童語言發展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教育界的重視。為什么？

李宇明：是的。兒童在早期發展中有三件事最重要：身體發育、心智成長和語言發展。這三方面的發展是相互作用的。過去，我們只強調了兒童身體和心智的發展，而忽視了兒童語言發展的重視性。美國一項早期研究顯示，來自不同經濟和社會地位家庭的兒童，四歲時的詞匯量差距達到驚人的“三千萬詞鴻溝”。為此，美國曾開展“三千萬詞”行動、“閱讀優先法案”等，都是為了幫助家庭進行兒童早期語言啟蒙，縮小教育鴻溝。很多研究表明，兒童早期語言發展與其心智發展密切相關。我國對于早期兒童語言發展的研究，過去更多聚焦于語言障礙兒童，很少關注正常兒童的語言發展在早期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記者：您為什么又同時提出，中國的兒童語言學研究有可能正在走進世界前列？

李宇明：中國兒童的語言發展環境與西方國家相比，有三大不同：一是祖輩深度介入；二是存在大范圍的獨生子女家庭；三是“二孩”政策帶來的“非自然二孩”現象（即年齡差較大）。加之城市化帶來的大規模人口流動等所構成的特殊社會和家庭語言環境，這些因素使中國兒童語言發展呈現出難以復制的獨特性，并成為不可多得的“天然語言實驗室”，其研究具有世界性的學術和教育價值。

記者：國內學術界對于這種獨特優勢是否有深刻認知？

李宇明：我想是的。我國早期的兒童語言發展研究主要聚焦于語言障礙兒童，而現在我們的研究已擴展到涉及四大類別的17類人群。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另外，我在30多年前記錄女兒冬冬0-6歲的語言發展日志時，用的是紙片和錄音。現在，我們的團隊已在研究如何通過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24小時“全天候”觀察和記錄兒童的語言發展，為兒童AI玩伴的研發做支撐。我們希望通過這些研究，弄清楚兒童語言發展的規律，最終希望能改善兒童的教育。我相信，無論是在理論還是實踐應用方面，中國的兒童語言研究已形成自己的學術特色。

語言學需要開辟“新賽道”

【我們需要思考“人機共生”時代語言學的使命擔當，還要思考到2050年中文的世界地位和中國的語言生活狀況。】

記者：您為什么強調中國應該學會用“第三視角”看世界。

李宇明：所謂“第三視角”，也可以叫“學術視角”，就是站在高空俯瞰世界，這個世界是包括中國在內的不分“夏夷”的整個世界。我們不能只從中國的視角看世界，也不能只從世界的視角看中國，而要從一個全域的視角來看中國和世界未來的發展。二十大報告中的“加大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推廣力度”，是國家在新征程的關鍵時刻對語言文字事業提出的要求。因此，語言學需要開辟“新賽道”。我們需要思考，“人機共生”時代語言學的使命擔當，還要思考到2050年中文的世界地位和中國的語言生活狀況等問題。我們要學會使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世界眼光”來看待世界語言生活，只有這樣中國才能夠真正有話語權。

記者：您在10年前就提出要喚醒中國人的語言意識。為什么？

李宇明：所謂語言意識，就是意識到語言之于人生、之于社會和國家的意義。語言意識、語言政策和語言行為，是語言規劃的支撐“三角”。一個社會如果缺乏語言意識，就會帶來語言政策和語言行為的滯后甚至落后。舉例來說，我國城鎮化率已超過50%，這不但改寫了中國的語言地圖，而且也帶來了一系列語言新問題。然而城市規劃者很少意識到需要做城市語言規劃，頂多只考慮到英語使用的一些問題，這使得政府的信息發布渠道受限制，城市的信息傳遞無章法，外來人員獲取信息的權利需維護。新農村建設也很少關注語言流失問題，缺乏鄉村語言保護意識。

記者：語言為何還與國家安全相關？

李宇明：很多人會對“語言安全”一詞很陌生，但提到“信息戰”或“輿論戰”可能就不陌生了，還有國際話語權、語種話語權等。另外，當我們要“面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時，我們就不能只用英語講，我們至少要能用上百種語言來講中國故事。世界上有7000余種語言，這些語言及其方言與大大小小的語言共同體關聯，與部族、民族、國家和超國家共同體關聯。所以，美國早就制定了“關鍵語言戰略”，因為他們知道，語言與國家安全關系密切，特別今日之戰爭首先是信息戰和語言戰，受制于國家的語言能力，包括語言信息化能力。理論上語言是一律平等的，而現實中語言是有強有弱的。語言強弱不僅是國家強弱盛衰的象征，而且語言也會促進國家的發展強大。語言是文化的基礎、民族的象征，是“軟國力”的核心。如何喚醒中國人的語言安全意識，也是我們應該不斷思考和實踐的問題。

父母與兒童的交談是最好的教科書

【父母要相信自己是孩子早期語言發展最好的老師，多和孩子交流互動，多讀書給孩子聽，提供盡量豐富的外部語言環境。】

記者：您一直在致力于建立“中國兒童語料庫”。為什么？

李宇明：我在國家語委工作時，就大力支持語料庫建設，到現在已做了將近20年。國家語言資源監測與研究平面媒體中心，跟蹤全國上百份報紙，統計分析漢語的發展變化，了解漢語的真實面貌。語料庫對傳統語言學的更新，甚至是人類發展的理念更新，都有重要意義。“中國兒童語料庫”則有其更獨特的價值。語言研究需要建立在語料的分析研究基礎上。目前，全世界獲得的兒童發展語料、特別是自幼跟蹤記錄的語料不多，也只有為數不多的兒童語言發展語料庫對外開放。我國以往的兒童語言研究，比較關注兒童語言結構系統的發展，如語音、詞匯、語法的發展等，但是對兒童語言應用的能力關注不夠。造成這種狀態有認識上的問題，也有語料搜集困難的原因。事實上，語用能力才是真實的語言能力，只有了解兒童的語用狀況，才能了解兒童如何與社會互動，父母和教師應如何與兒童交談。語言在兒童成長中具有重要作用，中國兒童語言研究的重要意義就在于，我們要按照兒童的語言發展規律來促進兒童全面健康發展。

記者：對于兒童是如何能迅速地學會一門語言的，似乎一直是一個謎。這方面的研究對于父母和教育工作者意味著什么？

李宇明：兒童學習語言的天賦確實令人著迷。他們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和有限的經驗下，快速掌握一種復雜的語言。而且，世界各國兒童學會一種語言所需的時間大致相同，也就是說他們的語言發展具有驚人的一致性。可見，兒童似乎天生具有一種獲得語言的能力，這種能力具有生物遺傳性，同時隨著人的成熟而下降。父母和教育工作者需要了解，兒童學習語言不是通過語言規則而進行的，而是通過在語言環境下的大量傾聽和交流習得的，是在生活中學習的。所以，父母要相信自己是孩子早期語言發展最好的老師，多和孩子交流互動，多讀書給孩子聽，提供盡量豐富的外部語言環境。父母與兒童的交談，是兒童早期最好的教科書。兒童詞匯量的積累，同樣也是思維和理解力的訓練，單純的“背單詞”并沒有顯著的意義，更重要的是通過詞匯的學習與生活體驗相結合，用學會的語言去精確地表達。

記者：您于1995年出版的《兒童語言的發展》，據說并沒有被教育界特別關注，反而是受到兒科醫生的歡迎。

李宇明：是的，我也沒想到這本書竟然被醫學界所關注，主要是耳鼻喉科的醫生。他們通過這本書來了解兒童早期的語言發展情況，并據此進行特殊兒童包括聾啞兒童的診斷。如果我們對正常兒童的語言發展標準缺乏研究，就不能準確判斷誰是特殊兒童，誰需要特殊幫助。關于特殊兒童的甄別標準，過去主要是醫學界在研究和制定，其實教育界應該更多參與進來，并發揮更大作用。另外，對于有一定聽力的聾啞兒童，應該提倡讓他們和正常兒童一起“融合”學習。當然，談到特殊兒童，還包括那些語言天才，他們可以輕松掌握數種語言。我們對這種有語言天賦的超常兒童幾乎沒有關注，他們其實可以在國家語言安全和情報領域發揮重要作用，是國家的寶貴財富。

符號能力和語言能力是人的兩大核心能力

【不要把喜歡讀圖看成是一種閱讀能力的衰敗。人類已經進入“超語言”和“融媒體”時代,教育不能停留在印刷術時代。】

記者：很多父母對于孩子喜歡讀漫畫書很擔憂，而您卻提出要把讀圖作為一種新的能力來培養。

李宇明：我一直想告訴大家，不要把青少年喜歡讀圖看成是一種閱讀能力的衰敗。人類從來都不只是用一種模態的信號進行信息交流的。實際上，人類有一種很強“圖符”能力，就像兒童的涂鴉繪畫的能力，這種能力不應該被看作是專門的藝術能力，而應該被看作是人類獲取信息和表達信息的能力。人類發展到今天，已經進入“超語言”和“融媒體”時代，符號和讀圖能力反而應該成為人類的一種新的能力來培養。我們現在已成立了一個兒童涂鴉研究組，就是要研究孩子是怎樣通過畫畫來進行表達的。在融媒體時代，語言學家要從過去主要研究文字到研究圖符，包括圖表、圖標、公式、圖像、視頻等。所以，我們認為符號能力和語言能力是未來人類生存的兩大核心能力，我們不把讀圖看作是一種衰敗行為，而是看作人類的進步，這種圖符能力會和語言能力共同發展。

記者：“融媒體”和“超語言”時代，與印刷術時代的信息有何不同？

李宇明：印刷術時代的媒介信息特點是系統的、單一和平面化的，也是標準化和規范化的。“融媒體”和“超語言”時代的信息則具有碎片化、交互性和跨界聯通的特點。跨界聯通意味著不同媒體之間、不同數據庫之間以及虛擬空間與現實空間的聯通。可以看到，進入人工智能時代后，會出現語言智能時代，或者叫作ChatGPT時代，它是真正以數據驅動的時代。未來誰有能力處理大規模語言數據，特別是讓機器人掌握語言數據，誰將立于不敗之地。

記者：這種“超語言”時代對學校教育提出了哪些挑戰？

李宇明：教育工作者至少要做三件事，一是教育學生適應這種新的媒體形式；二是推動這些新技術應用到教育和社會中；三是培養一批新媒體應用的杰出人才，推動社會發展和進步。反觀我們的教育教學，其實仍停留于平面媒體時代和“印刷術思維”。我們不能“關起門”來辦教育，如何教會學生處理碎片化、交互式和跨界式信息，應該是教育界必須關注的新任務，必須重視培養學生除文字以外的，處理圖像、視頻以及各種碎片化信息的能力。另外，人的閱讀能力還反映在能否處理大量的專有名詞上，包括人名、地名、科技名詞以及各種新出現的術語上，這也是很重要的語文能力。目前在我們的語文教學中很少關注這部分內容。

閱讀是最重要的基礎性和支撐性能力

【一定要重視青少年的閱讀，并通過科學的分級閱讀標準為青少年精準提供匹配其閱讀能力的最佳讀物。】

記者：作為語言學家，您如何看待閱讀與青少年的成長？

李宇明：我覺得，在聽說讀寫等能力中，閱讀是最重要的基礎性和支撐性能力，因為閱讀同時在支撐口語表達和聽的能力。我還想加一項“譯”的能力，譯不只是指外語翻譯能力，而是包括從方言到普通話，從古漢語到現代文，從口語到書面語……這些都是“譯”的過程，它是一種重要的跨文化交際能力。閱讀除了是重要的語言能力，還是人的發展能力。人的時間是有限的，所以我們對歷史和世界的把握、對不同文化的理解和認識，都需要通過閱讀來完成，閱讀將建立你與世界的聯系。最后，閱讀是對思維的訓練，沒有良好的閱讀，就不能有良好的思維訓練。因此，我們一定要重視青少年的閱讀，并通過科學的分級閱讀標準，為青少年精準提供匹配其閱讀能力的讀物。

記者：兒童是語言學習的天才。那么，對于青少年的語言學習，相關的語言規則或語法學習重要嗎？

李宇明：語言規則和語法的學習當然是有用的，尤其是到中學階段，應該給學生講一些語言學和邏輯學。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現在我們中國人的語法知識，很多是通過學習英語語法時獲得的。曾有一個階段，我們的學校教學是“規則驅動”下的教學，忽視了學生的語言生活實踐。現在，我們又過于淡化語言規則的學習，包括“淡化語法”。語言運用需要語言運用的實踐經驗，也需要關于語言的理性認識。語文教學只講語言應用，在中學教育中缺乏應有的語言學教育，提起漢語語句中的主語謂語賓語，許多人都說不清楚。所以，從這個角度看，我們整個社會的語言知識水平是到了一個低谷階段。

記者：您強調閱讀是最重要的基礎性能力，但又認為保護和激發閱讀興趣是第一位的。

李宇明：我覺得在讀書方面，父母和教師都要尊重孩子，孩子的興趣和喜好是需要保護的。我們喜歡的圖書，比如一些經典文學作品，孩子如果不喜歡，不要去強求。我的兩個外孫女很典型，一個“愛書如命”，天天抱著書看，但是她有自己的喜好，喜歡看一些在我們看來可能沒有太多“營養”的書。另一個外孫女的興趣點則完全不在閱讀上，我們會尊重她們的選擇。盡管閱讀很重要，但閱讀并不是人生的全部。首先，我會鼓勵孩子們先去“閱讀”大自然這本書，多走進自然、親近自然。另外，我會強調成年人比孩子更應該多些讀書，包括退休后的老年人。不讀書，你就離這個時代更遠了。我現在就覺得更有時間讀書了，在思考和認知方面也可以想得更深入和高遠一些。

努力將學術產品轉化為社會產品

【學術產品只能影響學術界，只有轉化為政策產品后才能成為社會產品，并最終推動社會進步。】

記者：您剛才提到中文分級閱讀標準。有人認為，這種專業性標準應該由國家來運作和實施。您怎么看？

李宇明：從國際上看，推動閱讀包括研發分級閱讀標準，多是公司化行為，然后由政府來購買相關服務。如何把學術成果轉化為學術產品和政策產品，并最終轉化為社會產品，是很重要的問題。我們的很多學術成果還是“就學術而學術”，止于發論文、出書和評職稱層面。另一方面，一個產品如果沒有學術研究作支撐，很難成為一個好產品。20多年前，一些出版社知道我做兒童語言研究，就想邀請我去講兒童幾歲可以開始學外語。我雖然知道學習外語越早越好，但是我不知道兒童學外語會對母語產生什么影響。所以，我幾乎沒有提倡過在幼兒期學外語。我覺得這些都是科學問題，沒有弄清楚之前不能隨便說。另外，學術產品只能影響學術界，只有轉化為政策產品后，才能成為社會產品，并最終推動社會進步。我認為，學術界和政府間的良好合作需要有“旋轉門”，把學界、業界和政界整合起來，缺少其中任何一方，都做不好。

記者：近年來，家庭語言規劃正成為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的新熱點。為什么？

李宇明：家庭語言規劃或稱“家庭語言政策”，之所以成為一個新熱點，與語言規劃越來越關注自下而上的路向有關，也與全球化、城市化進程中的移民語言傳承危機、移民身份認同危機相關。在西方很早就有家庭語言政策，比如一個家庭，父親是法國人，母親是德國人，父母會有意識地通過“一人一語”的家庭語言策略，讓孩子同時掌握法語和德語。西方研究界也一直關注如何把語言意識、語言實踐與語言管理的模式，應用到家庭領域中，深入研究家庭語言及家庭成員之間的語言使用關系。家庭語言政策也應運而生。家庭語言規劃研究在中國起步較晚，早期主要涉及少數民族語言的傳承、三峽移民的語言問題、農民工家庭子女的語言教育、特殊兒童的語言康復、海外華語的傳承等。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人口政策的變遷，中國家庭的語言教育正發生著巨大變化，家庭語言規劃也開始成為中國學界的熱門話題。可以說，家庭語言規劃關系到家庭語言的和諧，特別是祖孫兩輩人的交流；關系到孩子的多語能力培養，包括文化的傳承和對家鄉、民族及國家的認同；關系到國家語言資源的保護和國家語言能力的提升。因此，需要我們加強理論研究和實踐應用。（中國教育報-中國教育新聞網記者 郜云雁 采寫）

李宇明簡介

北京語言大學教授，中國辭書學會會長，中國語言學會語言政策與規劃專業委員會會長。曾任國家語委副主任、教育部語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長、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所長、北京語言大學黨委書記、華中師范大學副校長等職。主要研究領域為理論語言學、語法學、兒童語言發展和語言規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