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背景下，高水平對外開放成為匯聚全球智力資源的重要途徑。中外合作辦學具有引進海外優秀師資的政策優勢和平臺優勢，從客觀上來說，為引進海外學術人才提供了有利條件。發揮高水平中外合作辦學的引才作用，將有助于國家和地方人才戰略的實施及高等教育的高質量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人才工作會議上指出，要“堅持全球視野、世界一流水平，千方百計引進那些能為我所用的頂尖人才，使更多全球智慧資源、創新要素為我所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指出，要“完善海外引進人才支持保障機制，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人才制度體系”；要“實施更加積極、更加開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加快建設國家高水平人才高地和吸引集聚人才平臺”。這為海外引智工作提出了更加明確的要求，中外合作辦學當順勢而為、有所作為。

中外合作辦學作為一種獨特的涉外辦學形式，可以通過引進海外優質教育資源豐富我國教育資源供給，提升高校國際化人才培養能力。其中，優質海外教師是優質教育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使中外合作辦學從客觀上具備引進海外優質教師的政策優勢和平臺優勢。目前，我國中外合作辦學的發展已具備一定規模，且學科眾多、覆蓋面廣泛，這也為高校引進海外學術人才提供了條件支撐。如何發揮中外合作辦學吸引海外人才的效能，助力我國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設，使之服務于地方人才需求與學校高質量發展，是各中外合作辦學高校當下應主動擔起的一項重要使命。

依托中外合作辦學實現首都高水平人才匯聚

高校作為高水平教育科研人才聚集地，具有吸引海外學術人才的天然優勢。研究表明，盡管高校十分重視海外人才引進，但總體上海外人才引進的數量和質量仍存在不足，需要進一步加大引進力度并完善留才舉措。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包括：人才評價方法片面單一、人才服務體系不完善、用人制度不健全、研究平臺和團隊運行模式不成熟、薪酬待遇不具有競爭力、引進國際化師資的環境不具備等。如何充分營造吸引并適宜國際高端人才發展的軟硬環境，是擺在高校人才引進面前的一項重要課題。

中外合作辦學經過40多年發展，為國家培養了大量國際化專業人才。截至2021年10月，全國經教育部批準或備案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已達2447個，其中本科以上機構和項目1295個，專科層次機構和項目900多個；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機構、項目占機構和項目總數的90%左右，在校生數約為60萬人，畢業生超過200萬人。其中，北京地區憑借雄厚的高等教育辦學實力和獨一無二的地理優勢，已經建設了81個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和12所中外合作辦學機構，辦學水平普遍較高。

有研究指出，中外合作辦學可以通過引進專家學者構建高水平教學科研平臺，建設匯聚高水平人才和產出高水平科研成果的重要平臺，從而提升對海外人才的吸引力和區域重點產業人才的支撐度。然而，目前中外合作辦學引進的海外教師仍存在長聘專家少、教師參與中方科研工作積極性不足、人才引進機制和評估體系不健全等問題。

當前，北京正在大力“建設首都高水平人才高地”，推進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并持續增強國際化人才吸引力度，致力于為海外優秀人才營造良好的人才發展環境。為了深入探討首都高校如何通過中外合作辦學路徑有效引進和使用海外教師，本文選取北京地區7所“雙一流”建設高校作為研究對象，針對其舉辦的14個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和3所非獨立法人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展開探索性調研（數據采集時間為2023年5月），通過了解其海外教師在引進和使用方面的現狀、成效及面臨的挑戰，分析這一人才引進路徑的可行性，并提出針對性的優化策略及建議，以期為首都乃至全國高校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海外教師在華工作現狀分析

海外教師數量。根據調研，7所院校年平均使用海外教師共262人次。由于各校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和機構數量與學生規模不同，因此海外教師數量也不同。從生師比來看，3所院校在15以內，4所院校超過30，遠高于我國普通高校生師比約18的平均值。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中外合作辦學原則上要求滿足四個“三分之一”。簡言之，外方教師承擔三分之一以上的教學工作即可，對于教師數量并無明確要求。因此，多數中外合作辦學以中方教師授課為主，在中方教師充足的情況下，合作辦學生師比總體趨于正常。另一方面，部分海外教師存在一人承擔多門課程的情況。

中外合作辦學學生與海外教師比偏高，意味著每位學生擁有的海外教師數相對較少，反映出合作辦學海外教師資源相對不足的情況。建議中方院校通過與外方合作院校協商，加大海外教師引進數量，同時考慮自主引進海外優秀人才以充實合作辦學的國際化師資隊伍。

海外教師在華工作時長。海外教師在華授課主要存在兩種方式：一是定期來華授課的海外教師，即“飛行教師”。他們在國內授課停留時間大多在3周以內，部分達到每學年6周以上。二是全職在華工作的海外教師。全職在華工作的海外教師往往承擔較多的教學任務，部分教師還參與合作辦學的管理工作。數據顯示，“飛行教師”占合作辦學海外教師總數的半數以上，是合作辦學海外教師的主要組成部分。在參與調研的院校中，有2所合作辦學機構建立了35-45人的海外教師團隊，其全職在華海外教師趨近100%，支撐了較大規模的合作辦學，教學穩定性良好。

海外教師的學位與職稱。從學位和職稱結構看，參加調研的合作辦學海外教師擁有博士學位的比例達到66%，其中4所院校的博士率達到80%以上；從專業技術職稱看，5所院校中具有高級職稱（正高和副高）的合作辦學海外教師比例達到34%，其中3所院校更達到68%以上。這表明，海外教師具有博士學位和高級職稱的比例整體偏高，反映出較高的學術水平。但進一步觀察發現，具有較高學位和職稱的師資主要是“飛行教師”，他們多為海外合作院校的本校師資，其中包含部分華人教師。鑒于這些“飛行教師”的學術水平較高，建議中方院校充分利用其來華授課的機會，安排學術講座、專業研討、工作坊、論壇、會議等活動，促進他們與中方院校教師的學術交流、科研合作及研究生聯合培養等，并在條件成熟時將其引進，尤其建議高校重點關注其中優秀的華人教師。

研究也注意到，有部分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的海外教師的博士率相對較低，教師沒有評定專業技術職稱。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招聘具有博士學位且全職在華工作的海外教師難度很大；另一方面，學校尚未建立針對海外教師的職稱體系，因此海外教師無法評定專業技術職稱。建議學校考慮將合作辦學本校全職海外教師納入學校整體教師工作體系。在積極招聘具有博士學位海外教師的同時，鼓勵和支持現有海外教師在職深造，提升學術能力；同時制定針對海外教師的崗位職稱評聘方案或采取與本土教師趨同的崗位評聘管理。對于其中業務素質突出、師德師風良好的優秀海外教師，可以培養其作為學校長期聘用的對象。

海外教師參與辦學情況分析

海外教師參與教育教學情況。參與調研的大部分合作辦學以本科生培養為主，因此，海外教師亦主要參與本科階段的教育教學工作，僅少部分會參與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培養工作。調查顯示，海外教師授課數量為1-4門不等，平均授課時數為32-64學時（1-2門課程）。部分海外教師除授課外，還參與了中方高校的教學研討工作，并且少部分參與了培養方案和課程大綱修訂、教改課題和教材編寫、指導學生競賽、教學管理以及招生宣傳等工作。總體而言，合作辦學海外教師以授課為主體工作，參與其他教育教學工作較少。

中外合作辦學的核心目標是通過引進海外優質教育資源促進我國人才培養水平提升。海外教師完成在華授課任務實際上僅僅是滿足了師資引進的最基本目標。建議合作辦學院校研究如何充分挖掘和使用海外教師資源，如在其來華工作期間使之深度參與中方教育教學活動，與中方教師一同探索有利于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的方法和路徑，并探索設立課題、資助項目等多種形式的激勵機制，鼓勵海外教師獨立或與中方教師合作進行探索。

海外教師參與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情況。調查表明，中外合作辦學海外教師為中方院校提供學術講座或參加中方學術會議的情況不多，且在中方院校從事科學研究、合作發表論文、指導研究生或參與中方學科建設的情況更少。這說明合作辦學海外教師參與中方院校科研活動的活躍度較低。結合前文所述，部分海外師資（如“飛行教師”）的學術專業水平較高，如能在其來華工作期間充分發揮學術專長，參與中方主導的科研活動，與中方教師開展良好的學術互動交流，將有利于促進科研合作和論文的產出，同時也有助于增強其來華工作的意愿度。

海外教師參與教師發展情況。調查顯示，僅有少量海外教師為中方院校提供教師培訓和教學指導，也較少有中方教師受海外教師邀請到外方院校交流訪問，這說明海外教師對中方院校教師發展和職業能力提升的貢獻度不高。眾所周知，合作辦學聘請海外教師的成本很高，中方提供了大量經費和服務用于保障海外教師來華授課。因此，建議讓海外教師承擔一定的教師培訓工作，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為中方提供教師培訓和講座、與中方教師共同備課或共同授課、組織中方本土教師觀摩外方課程等。而中外合作辦學所在院系可以聯合本校教師發展中心共同設計教師發展活動，充分利用海外師資在華工作時機，提升本校教師的國際化授課和跨文化溝通能力，促進開展國際交流合作。

海外教師推動校際國際合作情況。中外合作辦學作為一種深層次的國際教育合作模式，應發揮其對學校國際交流合作的助推作用，如建設聯合研究中心、聯合實驗室、專業領域聯盟、創新人才培養平臺等高水平國際合作平臺。海外教師作為中外雙方合作的參與者和實施者，有著推動校際合作方面的便利條件，但遺憾的是，只有少數海外教師參與到拓展國際合作項目或平臺的建設之中。建議提升海外教師在推動中外院校國際合作方面的積極作用，如發揮“飛行教師”和全職在華教師促進中外合作的代表和信使作用，推動兩校合作建設高質量平臺，并依托平臺促進兩校的教育與科研合作，進而推動雙方實質性國際合作成果的落地。

策略與建議

當前，中外合作辦學已經進入內涵式發展和高質量建設階段，中方院校須提高站位，結合國家和地區的人才戰略，立足學校“雙一流”建設目標來重新定位并規劃其中外合作辦學。要充分認識中外合作辦學作為引進海外人才路徑之一的特點與優勢，主動創造條件并建立工作機制，使之成為吸引和匯聚優秀海外學術人才的平臺，提升其對中方教育教學、科學研究、教師發展、國際合作等方面的貢獻度，促進中方院校的高質量發展。為此，本文結合調研提出如下建議。

首先，加強合作辦學海外教師引進與培養，促進教師資源優化與教學質量提升。在參加調研的機構和項目中，合作辦學的學生與海外教師平均生師比明顯偏高，反映出合作辦學海外教師資源相對不足，建議學校加大合作辦學海外教師聘用力度，保障合作辦學國際教師供給。此外，鑒于海外教師中“飛行教師”具有博士學位和高級職稱的比例整體較高，且包含部分華人教師，在客觀上適宜作為高校人才引進的對象，建議院校通過長期細致的工作和良好的人才機制將其適時引進。而在華工作的全職海外教師多為教學型教師，其學位和職稱所反映的學術水平相對低于“飛行教師”，建議學校注重對這一部分海外教師的在職培養，以持續提升合作辦學海外教師的整體學術水平，確保合作辦學高質量發展，同時也為學校高水平海外師資打造“蓄水池”。

其次，促進合作辦學海外教師融入中方發展，深化國際學術合作與交流平臺建設。中外合作辦學海外教師在華工作期間以教學為主，較少參與中方其他教育教學、科研、學科建設、教師發展等工作，對于推動建設國際聯合研究/教育中心（聯盟、基地）等高水平國際合作平臺方面的貢獻度有限。建議中方高校積極創造條件和建立工作機制，促進合作辦學海外教師參與中方發展，在其在華工作期間，安排深度學術交流活動，推動開展高端國際合作。

再次，以合作辦學拓展人才引進路徑，打造海外人才聚集小高地。參與調研院校普遍認為，通過中外合作辦學引進海外人才是可行路徑。但在實際執行層面，各高校卻并未將這一路徑納入學校人才工作的整體規劃中。一方面說明依托中外合作辦學引進海外人才尚未廣泛得到高校重視；另一方面，反映出合作辦學海外教師尚未顯現對中方院校發展的價值優勢。建議中方高校結合國家與地方人才戰略需求，認真研究并充分利用中外合作辦學這一國際教育合作平臺，通過舉辦高水平的中外合作辦學吸引、匯聚海外優秀學術人才，通過建立完善的人才引進機制、提供配套政策和高質量服務來建設海外人才聚集小高地，服務中方高校“雙一流”建設，推動學校高質量發展。（作者馮江鴻系北京化工大學國際交流與合作處副處長，曾先后留學英國和德國；李顯龍系北京化工大學國際交流與合作處科員，曾留學英國；高興系北京化工大學國際交流與合作處科員。本文為2023年北京高等教育本科教學改革創新項目重點立項項目階段研究成果）

來源：《神州學人》（202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