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要構建各主體功能清晰、互動高效、資源優化配置、政策有效協同的國家創新生態系統。當前，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仍存在堵點卡點，深層原因在于：長期形成的條塊分割管理體制，對傳統路徑的依賴與系統性改革的缺位，以單一指標和短期效益為主導的評價體系，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和成果轉化中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發揮等。打通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堵點卡點，應以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為核心突破口，健全一體化領導決策與高效協同機制，深化一體發展導向的分類評價體系改革，創新一體化資源優化配置與開放共享機制，暢通人才供需對接與雙向流動渠道，完善一體發展的政策法規保障與執行監督。

◎關鍵詞  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體制機制改革；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人才自主培養；評價體系

2024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推動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環，統籌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一體推進教育發展、科技創新、人才培養。”[1]這一重要論述將教育、科技、人才作為一個內在聯系緊密的有機整體進行戰略統籌，深刻凸顯了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的極端重要性與時代緊迫性。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提出“構建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統籌推進機制”，要求“完善科教協同育人機制，加強創新資源統籌和力量組織”[2]。從現實來看，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仍面臨諸多障礙，存在明顯的堵點卡點。深入剖析這些堵點卡點及其成因，提出打通障礙、促進融合的系統性、前瞻性、可操作性舉措，將有助于激發各方主體活力，實現教育、科技、人才更高水平的協同融合與良性互動循環。

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的理論意涵與實踐經驗

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的理念，強調了這三大要素內在的有機聯系、互動邏輯和系統整體性。國家創新系統（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NIS）理論為此提供了核心分析框架。該理論超越了線性創新模型的局限，認為一個國家的創新績效并非孤立行為的結果，而是取決于系統內各行為主體（如大學、科研機構、企業、政府等）及其之間互動網絡的效率。在此系統中，教育系統的核心功能是培養具備知識和技能的人才，科技系統是新知識的重要生產者，而人才則是貫穿其中的關鍵連接者和賦能者，他們既是知識的載體，又是創新的主體，更是構建社會網絡、促進交流與合作的節點，其質量與流動效率直接關乎整個創新系統的活力與效能[3][4]。人力資本理論則從經濟學角度印證了教育的基礎性作用，指出教育是對人的投資，通過提升個體技能和知識存量（人力資本積累），直接促進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強調了人才培養對于科技發展的重要性[5]。此外，政策協調理論關注在多元治理主體和復雜政策目標下，如何通過有效的頂層設計和運行機制促進不同政策領域（如教育、科技、人才政策）間的協同與整合，以避免政策目標沖突、資源重復投入和執行效率低下[6][7]。上述研究視角對于深刻理解和著力破解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存在的堵點卡點問題具有重要參考意義。

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需要構建各主體功能清晰、互動高效、資源優化配置、政策有效協同的國家創新生態系統，以期獲取人力資本投資的最大社會經濟回報，并提升國家整體創新能力。

國際經驗表明，主要發達國家普遍高度重視教育、科技、人才的協同發展，并將其視為維持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戰略。各國結合自身國情，通過設立跨部門高級別協調機構、實施聚焦國家目標的重大科技計劃、改革科研與教育評價體系，以及大力促進產學研深度合作等多元化手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國家創新系統模式[8]。例如，德國的弗勞恩霍夫協會模式通過其獨特的“三三制”資金結構和面向產業需求的合同研究機制，發揮連接基礎研究與工業應用的橋梁作用，有效促進了技術轉移和應用型人才培養[9]。美國的國家科學基金會（NSF）項目資助模式，則通過其嚴格的同行評議制度和對研究者自由探索的穩定支持，有力保障了基礎研究的源頭創新活力和高質量科技人才的持續供給[10]。

從國內經驗來看，自黨的十八大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以來，我國對產教融合、科教融匯的重視程度持續提升。國家密集出臺了一系列促進協同的政策文件，推動了現代產業學院建設、卓越工程師培養、產教融合型城市試點等多種形式的探索[11]，并已取得顯著成效。同時，學術界對此議題的研究也日益豐富，學者們從不同學科視角剖析了實踐中存在的具體問題，如管理機制不完善、評價體系不科學、科技成果轉化不通暢、人才培養與產業需要不夠匹配等，并據此提出了一些針對性的改進建議[12][13]。本文基于已有的實踐經驗與學術研究，將教育、科技、人才視為一個相互依存、動態演化的復雜系統，對其內部存在的阻礙整體效能發揮的核心堵點卡點進行系統性、深層次診斷，進而提出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改進建議。

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的主要堵點卡點分析

基于前述理論基礎、國內外經驗借鑒、相關政策文本分析，以及對實踐層面的長期觀察，當前我國在一體化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過程中，主要面臨以下存在以下關鍵的堵點卡點。

1.體制機制性障礙：多頭管理與評價體系不完善

一是多頭管理與協同機制弱化。從現實來看，教育、科技、發展改革、工業和信息化、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等關鍵部門，在涉及教育科技人才的戰略規劃制定、財政資源配置、重大項目管理、創新平臺建設與認定等諸多方面，存在職能交叉重疊或管理縫隙。盡管有聯席會議等協調形式，但缺乏一個常態化運行、具備足夠權威和實質性統籌協調能力的高層次決策與執行機制，導致政策在實際執行中易出現“碎片化”傾向，部門間步調難以完全一致，難以形成一體化推進的強大頂層合力與有效戰略協同。

二是評價體系有待完善。現行評價體系在引導教育、科技、人才各方主體行為方面存在顯著差異，是導致三者難以有效協同的關鍵因素。教育評價方面，盡管評價機制改革持續推進，但在實踐中仍不同程度受到“五唯”慣性思維的影響，存在重理論知識傳授輕實踐能力培養、重傳統學科邊界輕跨界交叉融合、重論文發表數量輕原始創新質量與社會貢獻的傾向。這使得高校在人才培養目標和模式上，難以完全主動、有效地對接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和產業發展前沿。科技評價方面，長期以來過度依賴論文數量、期刊影響因子、專利申請量等易于量化的指標，但對于科技成果的實際應用價值、解決產業“卡脖子”難題的實質性貢獻，以及科研活動對高質量人才培養的支撐作用等方面，其關注度和權重則明顯不足。這直接導致了科研與教學、科研與產業應用在實際操作層面的結合不夠緊密。人才評價方面，標準相對單一化，“帽子”等人才標簽化的現象依然突出。這種狀況不利于對多元化創新人才，特別是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技術人才、高技能領軍人才以及復合型人才的精準識別、科學評價和有效激勵，也阻礙了人才在不同創新主體間的合理流動與價值實現。

2.資源要素性障礙：配置條塊分割與存在共享壁壘

一是資源配置“條塊分割”與效率損失。教育、科技、人才各領域的財政經費投入，很大程度上仍沿襲按部門、按條塊分配的模式，缺乏圍繞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進行跨部門、跨領域一體化資源配置的頂層設計和有效機制。這容易導致資金投向分散，對于支持需要長期投入、多學科交叉、多主體協同的大科學計劃和重大技術攻關項目尤顯力度不足。

二是資源共享存在壁壘。高校、科研院所、大型企業等擁有的高價值資源，如大型精密科研儀器設備、國家級/省部級重點實驗室、海量科學數據與數據庫、優質在線教育課程資源等，其開放共享程度普遍偏低。此類壁壘不僅造成了大量重復投資和高端資源的閑置浪費，也嚴重阻礙了知識的溢出、技術的擴散和協同創新的開展。

3.供需結構性障礙：人才培養脫節與成果轉化不暢

一是人才培養供給與產業發展需求結構性錯配，高校的學科專業設置調整往往滯后于產業結構升級和技術快速迭代的步伐，課程內容更新慢，教學方式方法未能充分融入最新的行業知識與技術，特別是實踐教學環節相對薄弱且與產業實際結合不緊。這導致高校培養的人才在知識結構、實踐能力、創新素養等方面，難以完全適應新興產業和關鍵領域對高素質人才的迫切需求，從而加劇了結構性就業矛盾。

二是科技成果轉化“死亡之谷”現象突出。從基礎研究的突破到應用技術的開發，再到最終實現產業化和市場價值，整個鏈條存在多處斷裂點。其核心障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成熟高效的市場化技術轉移機制依然缺位；其二，市場上缺乏既懂技術又懂市場的專業化服務機構和人才隊伍；其三，在激勵與保障制度方面，關于知識產權的歸屬界定、長期收益分配以及轉化風險分擔等關鍵環節，仍缺乏完善的制度安排。這些因素共同導致科研人員從事成果轉化的動力不足、意愿不高、能力欠缺，大量有潛力的科研成果未能有效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三是人才鏈、創新鏈、產業鏈融合深度不足。人才作為連接創新鏈與產業鏈的關鍵紐帶，其在高校、科研院所、企業等不同創新主體之間的順暢流動存在障礙。同時，企業作為技術創新的主體和人才需求方，其深度參與高校人才培養全過程（從需求提出、課程設計到實習實訓、聯合指導等），以及與高校院所開展前瞻性、高水平聯合研發的廣度和深度仍然不夠。“產學研用”協同的內生動力機制和可持續發展的長效合作模式尚未真正普遍建立。

上述堵點卡點相互交織、互為因果，其深層根源在于：長期形成的條塊分割管理體制，對傳統路徑的依賴與系統性改革的缺位，以單一指標和短期效益為主導的評價體系的深刻影響，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和成果轉化中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發揮等。這些問題制約了我國教育、科技、人才體系的整體效能，是亟待突破的瓶頸。

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圍繞高素質人才和科技制高點的國際競爭空前激烈。這就要求我們必須走好人才自主培養之路，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這一戰略目標對人才數量規模、質量標準、結構分布和核心能力都提出了新要求。其核心特征在于，人才需求的重心正經歷著一場深刻的結構性轉變：從以往更多側重于支撐現有產業發展、滿足經濟增長需求和進行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追趕模仿”模式，轉向以引領原始創新、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瓶頸、有力保障國家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和整體國家安全為首要目標的“自主引領”模式。同時，走好人才自主培養之路，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是對我國現有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的一場全面而深刻的重大考驗，不僅要求我們培養出更多、更高質量的“高精尖缺”型戰略性人才，更強調對人才原始創新能力、工程實踐能力和跨界整合能力的系統性提升與全面塑造；不僅要高度關注處于塔尖的少數戰略科學家和領軍工程師，也要同步加強作為塔基的宏大高技能人才隊伍建設；不僅要繼續積極引進外部智慧與力量，更要著力充分激發內部各類人才的創新潛能與創造活力，并切實保障國家核心領域人才鏈的自主、安全與韌性。有效滿足這些復雜而迫切的、結構性的人才需求，客觀上要求我們必須在教育、科技、人才政策的頂層設計一體化、戰略資源配置精準化、評價激勵機制科學化、人才流動機制順暢化等方面，進行系統性、整體性、深層次的協同改革與制度創新。

打通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堵點卡點的建議

針對當前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中存在的堵點卡點問題，并著眼于走好人才自主培養之路，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迫切需求，應以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為核心突破口，實施一攬子系統性、協同性政策舉措。

1.健全一體化領導決策與高效協同機制

第一，強化國家層面統籌協調。可以考慮建立或實質性強化國家層面的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領導小組，明確其作為決策協調機構的地位，賦予其跨部門戰略規劃制定、重大政策協同審議、關鍵資源統籌配置和改革進展督導評估的核心權責，以此打破現有部門壁壘，確保“三位一體”戰略部署能夠得到強有力的統一領導和高效執行。

第二，編制一體化專項規劃與實施路線圖。在國家“十五五”總體規劃框架下，研究編制專門的《“十五五”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專項規劃》，明確未來五年一體發展的戰略目標、優先領域、重點任務、量化指標、責任分工，以及清晰的實施路線圖和時間表，確保頂層設計的系統性、前瞻性與各部門行動的一致性。

第三，深化一體化體制機制綜合改革試點。選擇若干具備條件的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核心承載區、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或產教融合試點城市等，賦予其更大的改革自主權，鼓勵其在人才培養模式創新、科研組織方式變革、資源共享機制建設、評價體系重構、人才流動政策突破等方面進行一體化體制機制的綜合性改革試驗，允許試錯，及時總結推廣成功經驗。

2.深化一體發展導向的分類評價體系改革

第一，系統重塑評價“指揮棒”。系統性地修訂高校分類評價辦法、學科評估指標體系、科研項目評審指南以及各類人才計劃評價標準。大幅提升服務國家重大戰略需求、解決產業關鍵核心技術問題、培養拔尖創新人才與卓越工程人才、促進科技成果有效轉化以及推動跨學科跨領域協同創新等方面的評價權重，并持續堅決破除“五唯”。

第二，全面推行精準分類評價。針對研究型、應用型、技能型等不同類型高校，基礎研究機構、應用開發機構、技術轉移機構等不同功能科研院所，以及從事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工程技術開發、技能操作、科技管理服務等不同類型崗位的人才，建立健全差異化、精準化、注重實際貢獻和長周期發展的評價標準與評價方法。

第三，強化同行評議與市場檢驗雙重作用。在評價機制設計中，要更加注重發揮學術共同體在評價基礎研究原創性、科學價值方面的作用，探索引入國際同行評議。同時也要顯著增強行業企業、最終用戶、風險投資機構等市場主體在評價技術創新性、成果應用價值、人才實踐能力等方面的話語權。積極引入獨立的第三方評估機構，提升評價過程的客觀性、專業性與公信力。

3.創新一體化資源優化配置與開放共享機制

第一，優化財政投入結構與引導機制。改革現有按部門條塊分割的財政投入模式，考慮整合相關領域的財政資金，或設立新的國家級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引導基金/重大專項。重點支持需要多學科交叉、多主體協同的重大科技攻關項目、共性技術研發與轉化平臺建設、新興交叉學科建設以及緊缺領域復合型高端人才培養計劃。建立基于績效的動態調整機制，提高資金使用效率。

第二，建立健全資源強制性與激勵性開放共享新機制。通過修訂相關法律法規或出臺強有力的激勵政策，大力推動由財政資金投入建設的重大科研基礎設施、大型精密儀器設備、關鍵科學數據庫、重要專利信息庫以及高校優質在線課程等戰略性資源，面向全社會特別是中小企業和創新創業者實現更高水平的開放共享。探索建立清晰合理的開放成本分擔機制、知識產權保護下的收益共享模式，并可考慮運用區塊鏈等新興技術手段保障數據共享過程的安全、可信與可追溯。

第三，引導社會力量深度參與。進一步落實并優化針對企業投入基礎研究、參與職業教育、吸納高校畢業生就業和捐資助學等的稅收優惠政策。鼓勵發展市場化運作、管理現代化的新型研發機構，支持專業化、國際化的技術轉移服務機構發展壯大。拓展金融支持科技創新的渠道和模式，鼓勵風險投資、天使投資等資本踐行“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策略。

4.暢通供需精準對接與人才雙向流動渠道

第一，建立產業需求預測與學科專業動態調整預警機制。依托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建立健全對國家重點產業領域未來技術發展趨勢和相應人才需求結構的常態化預測機制。定期編制并向社會發布權威的人才需求預測報告和相關學科專業的供需狀況預警信息，為高校主動、靈活地優化專業布局、更新課程與教學內容提供科學依據。

第二，深化科教融匯、產教融合模式創新與推廣。在總結前期試點經驗基礎上，大力支持并推廣現代產業學院、未來技術學院、卓越工程師學院、現場工程師專項培養計劃、企業科技特派員制度，以及校企共建實驗室/研發中心等成熟或新興的融合模式。支持建設一批集人才培養、科技創新、成果轉化、社會服務等多功能于一體的，具有獨立法人資格或實體化運行的高水平協同創新平臺。

第三，著力破除阻礙人才順暢流動的各項制度性障礙。深化相關領域的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完善機構編制的跨系統調配機制，健全與崗位職責、工作業績、實際貢獻緊密掛鉤的，靈活多樣的薪酬分配體系，并加快推進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關系的跨區域、跨系統便捷轉移接續。進一步完善并落實科研人員在崗兼職、離崗創業、參與項目合作以及科技成果轉化收益分配等相關政策法規，明確權責利，充分解除人才后顧之憂，最大限度激發各類人才的創新創業創造活力。

5.完善一體發展的政策法規保障與執行監督

第一，系統評估并適時修訂相關法律法規。組織力量對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等相關核心法律法規進行系統性評估，精準識別并修訂其中與當前鼓勵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要求不相適應的條款。同時，增加促進協同融合、激發創新活力的前瞻性、引領性制度安排，將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重大改革舉措適時以法律法規的形式鞏固下來。

第二，出臺針對性強的專項配套政策細則。針對一體發展中遇到的具體難題，如新型研發機構的法律地位與規范管理、跨機構合作中的知識產權歸屬與高效運用、科研倫理規范與監管、關鍵科研數據的跨境安全流動規則、多元化人才評價結果的互認與應用，以及對失敗探索的免責機制等，研究出臺更加具體、更具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的專項配套政策文件或實施細則，確保改革有章可循、有規可依。

第三，強化政策執行監督評估與動態調整。建立健全覆蓋政策制定、執行、反饋全鏈條的監督評估機制，明確責任主體，定期對各項旨在打通堵點卡點、促進一體發展的改革政策的落實情況進行督導檢查，對執行不力、改革滯后的相關責任主體進行問責。同時，引入第三方評估和社會評價，科學評估政策實施效果，并根據評估結果對政策進行動態優化調整，確保各項改革舉措能夠真正落地生根，取得預期實效，避免政策“空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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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2024年度教育學國家重點項目“面向教育強國的高校新型教育學院建設研究”（編號：AFA240020）的研究成果]

【作者：李樹英，單位：深圳大學教育學部】

（原載2025年第20期《中國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