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每年一到高考季或中考季，社會各界就會對“作文”表現出極大的關注。多數人關注的其實是“考場作文”，而不是學生日常的習作訓練以及教師日常的作文指導，更多的是關心作文的“題目”，而不是這樣的題目對學生的思維乃至思想所產生的實際意義和作用。不管怎樣，這種超越學科范疇甚至超越教育范疇的關注，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人們對社會主流價值觀以及基礎教育育人功能的焦慮和期待。

盡管整個社會對“作文”及其背后的教育賦予了很高的期望，但在中學階段，作文教學仍充斥著技術化和工具化色彩。關于這一點，趙飛老師看得清楚而深刻。他指出，目前的考場作文往往呈現出以下幾個樣態：這些習作大多數內容雷同，習作的形式呈現模式化的死結，寫作主體的思考力嚴重缺失，寫作主體表達心靈真實聲音的能力喪失。

或許正是從這些不令人愉悅的“樣態”出發，趙飛老師開始從精神上，而不是從技術上審視當下的作文教學，并透過作文教學反思語文教學對學生精神成長所應擔負的責任和義務，這也是他的新作《寫作：風物語：指向審美的寫作教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所要追尋的目標。

一篇文章即使把主題、細節、情節等一切因素拋掉，也要有一種高尚的審美境界，還要有對人性的叩問，這一切考驗也是學生對生活的態度，以及對寫作的一種崇高的敬意。事實上，即便只是閱讀書名和目錄，我們也能感受到趙飛老師對作文教學的熱忱和思考。審美，這個一度被我們認為是高尚而不切實際的寫作追求，正逐漸退出作文教學乃至語文教育的視野。但不可否認，每個人都會經歷“文學少年”，每個人都會對文字的美好產生不可抑制的沖動，因此，如同閱讀教學，作文教學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走向審美自覺的過程。正如成尚榮老先生在本書序言中所說，“這是一本指向審美的寫作指導，將學生的寫作指導舉托到審美的高度，讓學生，也讓教師的寫作或指導走在春風里，傾聽萬物的輕吟，接受風物的問候”，因為，“童年精神永遠充溢著審美的氣質”。

基于對寫作的深度理解，也基于語文教育的格局和視野，趙飛老師在這本“美學散步式”的著作里，表達了他對長期以來作文教學技術化的不滿，也表達了他對語文教育之于精神成長的一種期許。

    語言，寫作的出發之地

在趙飛老師看來，“寫作的原點不是情感和內容，也不是結構和哲思，而是我們寫作的出發之地：語言”。

這意味著，對寫作教學的精神堅守，首先便是對語言的堅守。而語言，本就具有自己的審美標準：遠離格式化、公式化，遠離統一化、標準化。具體到操作，則是對“陌生化”的追求。

沒有語言的變異就沒有文學語言，這里的變異就是一種語言搭配，寫作者通過語言搭配極大程度上給作品提供一種可讀性和可感性，刺激閱讀者的審美聯想。但是，這種“陌生化”，不是讓文本變得“陌生”，“不是減弱文本本身的含量，而是增加了文本的厚重度”。趙飛老師通過對莫言和海明威等作品中陌生化手法的分析，試圖說明，陌生化作為一種語言審美的手段，體現了寫作的核心精神，那就是“拓寬和填充作品的審美內涵與審美角度”，從而“喚醒和帶領大家一起去發掘合格社會”。這多少體現了本書作者對機械化和自動化的擔憂與焦慮，也多少體現了他對語文教育中精神回歸的理想與追求。

    與生活進行真實的對話

如果缺乏一種思考生活背后的勇氣和能力，這樣的寫作是無意義和價值的，留給閱讀者的就是一種寡淡。

的確，當我們責備學生因為缺乏生活而使作文寡淡無味時，我們往往沒有意識到，其實孩子們并沒有遠離生活，他們需要的，是對生活進行審視和共建，以及在這種審視和共建中形成的決心與能力。只有當他們與生活進行真正的對話時，他們的寫作才具有了“生命意識”。而所謂的“生命意識”，是讓寫作者主體回歸到自己的精神家園，回歸到與現實世界的交互與融合之中。

在書中，趙飛老師提出了“個體化寫作”與“經驗性寫作”兩個概念。嚴格地說，這兩個概念指向的都是個體的生命體驗：前者是一種“美學化的精神回憶”，通過個體記憶的獨特性，與“過去進行對話”；后者則通過面對生活，“為他者提供自我精神世界的確立和方法上的指導”。換言之，寫作不是為別人，而是將自己的心靈外化，構筑起通往外部世界的路徑，就像余華說的，“讓人們通過我的書聽到某些我們共同的聲音”。

寫作關注的是自由的生命，而不是見物不見人的簡單表現；寫作具有高拔的審美意義，成為寫作者主體精神的自由審美形態，不是功利世俗的簡單呈現。

    寫作就是走向生命的體驗

關于作文的真實性，一直以來都令語文教師們頭疼不已。

沒有一位教師教導學生作文可以“胡編亂造”，可為什么孩子們寫出來的東西仍充斥著虛假？不僅是語言和情節上的虛假，甚至情感上也是矯揉造作，禁不起推敲。

在趙飛老師看來，這一切，都是因為寫作失去了真誠，失去了內心。“在真誠的體驗面前，任何寫作技巧、炫彩的語言和‘感人’的情感都得退場，如果強行介入，可能導致的后果是遮蔽了生活和寫作最生動的一面。”所以說，想要真實，最有效的辦法是回歸內心，“讓本來鮮活的生命回歸到個體的精神家園，回歸到現實世界之中”。

然而，我們所謂的真實，并非對生活的印象式復制，不一定是“題材的事實化”，“寫文章可以虛構，卻不可以虛假，不能違背真實存在的本來樣貌”。這樣的虛構，包含了我們對文字以及生活的“馴養”。

因此，想要做到寫作的真實，寫作者就不能不考慮兩個維度：其一是事物的表象，其二是自身的心靈。唯有將兩者融合，我們的敘述才能擺脫觀念、形式和技巧，真正立體化地呈現我們對生活的熱愛，“真實的寫作就是走向生命的體驗”。

這本書包含了對功利化作文指導以及技術化語文教學的批判性分析，更包含了對作文“核心精神”的構建理想。作者認為文章是有“內核”的，這種內核，通過語言的創新，通過回歸生活與內心，指向審美，并搭建寫作者與閱讀者雙方溝通的精神世界。因此，這種內核，關聯人性，關聯生活，關聯這個世界的方方面面。“指向審美的寫作教學”，實質上是一種對語言與生命間關系的思考和實踐。

一篇文章要充滿韌勁地向作品“內核”掘進，這個內核包括寫作者要關注的事物，關心自己內在的思考，思慮文章中各種人和事物之間的關聯。如此，作品才會呈現寫作者筆下的豐富性和復雜性。這不但要有寫作技巧來支撐，同時也必須有一定的生活積累作基礎，這樣的文章才能體現寫作者的追求和能力。

對一線教師而言，這種宣言式的文字也許并沒有多少操作性意義，但當教育愈來愈重視人的素養培育，愈來愈重視學科的育人功能，愈來愈重視審美品質的時候，這其中所彰顯的語文教育者積聚已久的寫作理想，注定會引起我們持續的反思，并重新構筑起直面“人性”的寫作教學，從而書寫記憶，書寫童年，修復乃至解放自己的精神，從而點亮閱讀者的人生。

（作者系浙江省寧波市鄞州藍青小學研究院院長）

《中國教育報》2022年10月26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