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觀察·強國崛起背后的教育擔當⑧

根據日本科學史學家湯淺光朝的“湯淺定律”，1810—1920年間，繼意大利、英國、法國之后，德國成為16世紀以來全球第四個科學活動中心。德國1913年首次晉升全球第二強國前夕，德國高校學生總數和科技重大成果總量超過英法之和，自然科學領域諾貝爾獎得主人數位居世界第一。德國因所育之才掀開現代科學革命序幕而赫然“列于第一等國之林”（蔡元培語）。在科學和人才中心的形成過程中，德國通過教育革新，以先行的義務教育法令、獨特的自我啟蒙思想、首創的現代大學制度發揮了奠基性、支撐性和導向性作用。

先行推動義務教育法令 奠定人才成長之基

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恩格斯視“普遍義務兵役制和普遍義務教育制”為“使普魯士優越于其他各個大邦”的“兩種好制度”。可以說，在由普魯士王國締造德意志帝國的過程中，普遍義務教育制度奠定了基礎。

德國的義務教育制度可追溯至馬丁·路德1524年發表的《為基督教學校致德國市長和市政官員書》。這位宗教改革家推出德譯本《新約》、《舊約》，既創設基督新教，亦確立書面德語。馬丁·路德倡導開設的新教學校雖以讀經為主，卻通過德語的普及促進了教育的普及。自16世紀中葉起，信奉新教的德意志境內各邦陸續頒布義務教育法令政令，即蔡元培所言“強迫教育之制，亦以德國行之最先”。

走出中世紀，從1717年推行義務教育制度，到1763年制定《普通鄉村學校規程》以及1794年頒布《普魯士通用國家法令》，再到1850年出臺《學校法草案》以及1885年實施免費義務教育，普魯士王國率先邁出義務教育世俗化的步伐，打造以國民學校為主干的全民初等教育體系。19世紀30年代，普魯士學齡兒童入學率居全球第一，超過歐、美各國。除義務教育立法外，在瑞士籍德裔教育家裴斯泰洛齊教育思想指引下，以“教師教育之父”第斯多惠為代表的眾弟子在德意志境內廣設教師講習所，旨在培養裴斯泰洛齊式教師。1850年，《學校法》確立初等學校教師的國家公職人員地位。1840年，庫森出任法國公共教育部部長，其任前所撰的普魯士教育考察報告，成為法國建立國家初等教育制度以及美國掀起公共教育運動的藍本。

在崛起為全球科學活動中心期間，德國義務教育的作用顯著表現于戰場。戰士一旦能讀會寫，便可激發判斷力。作為普法戰爭三大代表人物之一的普魯士總參謀長馮·毛奇曾斷言：“普魯士的勝利早在小學教師的講臺上就已決定。”戰前，1865年，法國文盲率高達34%，普魯士僅5.52%，普魯士教育財政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是法蘭西的兩倍。戰后，德國新兵文盲率在1875年是2.37%，1895年是0.15%，1910年則降至0.02%。德國從物理學、化學到地理學、醫學等領域的屢屢突破，大都出自接受良好義務教育的將士對戰爭專業化、技術化的需求。

此外，德國義務教育的奠基性作用還體現在人格塑造上。在慕尼黑就讀小學的愛因斯坦語言發展遲緩且天性孤僻，晚年回顧人生時卻道出：“學生在離開學校時應當是一個和諧的人，而不是一個專家，這應是學校始終不渝的目標。”

綻放啟蒙思想光彩 支撐工業技術人才培養

啟蒙即擺脫蒙昧。德國哲學家康德1784年發表《什么是啟蒙》，奉理性為最高原則，在思想領域掀起“哥白尼革命”，把啟蒙運動推向巔峰。擺脫蒙昧即“不成熟狀態”，唯有對自身展開理性批判，由此催生嶄新的教育形式，即自我啟蒙，培育“運用自己理智的決心和勇氣”的公民。愛因斯坦13歲時便對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愛不釋手，視康德為自己最喜愛的哲學家，由此獲得人生體悟：“永遠要把培養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的一般能力，而不是獲得專門的知識放在首位。如果一個人掌握了他那門學科的基礎，又學會了獨立思考和行動，他自然會找到自己的道路。與那些主要以獲得細節知識為培訓目標的人相比，他也會更好地適應發展變化。”深度卷入啟蒙運動洪流的詩人歌德，竟撰有《動物變形論》《植物形態變化》《顏色學》等自然科學書籍。科學和藝術的碰撞與合流，引領歐洲步入古典主義，也喚醒世界迎接現代科學。

康德式自我啟蒙最大受益群體是精英。鑒于更多人不愿或不敢成熟，德國教育家凱興斯泰納將職業教育視作人類教育“敲門磚”，主張以勞作來最便捷地實施公民教育。在慕尼黑教育局局長任上，凱興斯泰納把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與現實的經濟社會發展相對接，改國民學校為勞作學校，首次實現普職融合，開創性地將勞作教育置于培育公民的核心。順應工業革命浪潮，1747年，第一所培育應用型高端人才的實科中學在柏林創建。普魯士1859年頒布《實科學校與高等市民學校教學及考試規程》，標志著實科中學正式誕生。1853年，德國擁有文法中學136所，實科中學12所。到1895年，兩類中學數量旗鼓相當。職業進修學校的創設與之并行。商業部工商業改革家博伊特1817年倡議，在普魯士25個行政區各建一所地方工業學校，并設立一所中央工業學校。全國工商職業技術學校網絡遂初具規模，兼顧在職人員進修，進而涌現大批高等工業學校及單科型專業技術學院，被稱為“現代工業設計搖籃”的包豪斯即為典范。

職業教育也是一種啟蒙。啟蒙了的現代公民，創造力爆發與生產力暴增并舉。凱興斯泰納晚年期盼的從職業啟蒙教育到職業高等教育的應用型人才培養體系，歷經一個半世紀才確立，而德國僅用約30年時間就實現了從農業國到工業國的徹底轉型。完成這一過程，英國經歷了一百多年。1800年，德國第一產業擁有全部就業人員的2/3，第二產業僅占1/5。1905—1909年間，德國第二產業的從業人口占比37.7%，首次超過第一產業。從1875年到1907年，德國企業生產指數均值由100躍至410，工人勞動生產率指數均值由100升至225。1889年，德國工業產值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占比已超過農業，由此德國超越英國，崛起為全球第二大工業國。如果說，在英國，以牛頓力學體系創建為標志而誕生的近代科學催生了第一次工業革命，那么，在德國，第二次工業革命則為開啟現代科學革命提供了必要條件。

首創現代大學制度 迸發科學與人才導向效應

法國大革命“像霹靂一樣擊中了這個叫德國的混亂世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806年耶拿一役，被日后出任柏林大學校長的黑格爾視為“歷史終結”。其時，德國哲學家費希特在柏林科學院發表了14場題為《告德意志國民書》的演講，呼吁并強調進行教育改革，從精神上崛起，復興德意志民族。

救國之途，教育之外無他。普魯士最高教育官員洪堡奉旨設計并籌建的柏林大學，因尊“由學術而達至修養”為立身之本，推動了高等教育的現代化進程。在普魯士國王威廉三世“學術無禁區，學術無權威，學術自由”的號召下，師生結為學術共同體，以教育“筑起抵抗外族統治的銅墻鐵壁”。

柏林大學開啟的科研育人傳統之花遍地怒放。作為現代科學革命兩大支柱的相對論與量子力學皆出自德國，分別由柏林大學教授愛因斯坦和柏林大學博士及教授普朗克創立。19世紀，西方主要國家擁有共2195位科學家，德國505人，占比最高。自然科學領域三大諾貝爾獎，首屆均頒給德國教授。一方面，德國政府推出本土人才返鄉政策。譬如，把在英國擔任皇家化學學院創院院長的“合成染料之父”霍夫曼召回，建成全球首個產學研體系，打造全球首屈一指的化工軍工帝國。另一方面，德國政府出臺國外人才吸引政策。19世紀的德國高校以25%的占比高居外教聘任全球首位，如荷蘭科學家范特霍夫以柏林大學教授身份榮膺首屆諾貝爾化學獎。吸引國際人才，既招募頂尖才俊，亦收納優秀學子。就在首屆諾貝爾獎頒授之際，英國化學學會343位成員，66人擁有德國高校博士學位。19世紀下半葉的德國是全球尤其美國學人首選留學目的國，19所美國高校校長擁有留德經歷。留學柏林大學的吉爾曼，對這個高等教育“現代之原型”追捧備至，其美國復制品即霍普金斯大學。威爾遜總統視吉爾曼為美國研究型大學第一人。

以柏林大學為開端的現代大學制度，其鮮明的導向性效應體現在，引領科學技術發展態勢與聚焦國家重大戰略需求，一體統籌推進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的建設。然而，全球學術走過輝煌的德國世紀，1933年宣告終結，強國征程戛然而止。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大批頂尖科學家流亡海外，而這也是德國納粹政權崩潰的主要原因之一。流亡美國的學術精英中，便有以愛因斯坦為代表的6名諾貝爾獎得主以及之后涌現的11名新晉得主。由此，美國接續德國，成為第五個全球科學活動中心。

（作者單位系上海師范大學中德教育研究與協作中心）

《中國教育報》2023年07月13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