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組織科研是建構新型舉國體制、完善科技創新體系的重要途徑。高質量高校智庫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發展的重要支撐，也是貫通有組織科研制度的關鍵樞紐。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基層實踐中，高校智庫容易陷入“異構同治”陷阱。

有組織科研作為一種嶄新的科研治理制度設計，需要對原有制度進行結構調整和規則調適。一方面，有組織科研錨定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布局建設集成攻關大平臺，通過結構調整，納入更多治理單元。就智庫體系而言，在各級黨委政府統一領導下，參與有組織科研的智庫不僅包括高校智庫，還有黨政部門智庫、科研院所智庫、社科院智庫、軍隊智庫等其他主流智庫。同時，市場化咨詢公司、新技術公司、新聞媒體智庫、人工智能等新興智庫，也以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廣泛參與有組織科研，形成協同合作平臺。這些智庫歸屬于高校、黨政機關、企業、社會等各種領域，有著截然不同的運作流程和管理規則，充分反映了有組織科研內生的“異構”特質。另一方面，目前有組織科研對原有科研治理制度的規則調適滯后。高校智庫仍然沿襲激勵考核、責任落實、績效評估等方面的治理制度，甚至強化了傳統科層制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并沒有依據“異構”特質作出差異化調整。有學者將這種機制錯位、過于剛性的治理現象稱為“異構同治”。

從長期看，“異構同治”現象將制約高校智庫有效參與有組織科研。首先，過度正規化的科研治理制度會擠壓自由探索的時間和空間。其次，職責同構的職能設置導致高校智庫“學院化”，一些高校智庫實際上越來越等同于高校內部的二級學院或教學科研單位，不利于集中力量進行有組織科研。

“異構同治”現象產生的原因在于將“有組織科研”的“組織”片面解讀為科層組織。新時期的有組織科研不是“撒胡椒面”式的均衡用力，更不是文字層面理解的科研過程科層化，而是戰略驅動、目標導向與自由探索相結合的全新科研治理制度。

澄清高校智庫有組織科研的“組織”迷思，需要立足中國特色行政管理制度，從條條塊塊關系中解析“異構同治”現象產生的制度環境因素。目前，高校智庫的條條關系比塊塊關系更為關鍵和緊密，因為大多數高校智庫的創設動機是中央或地方政府部門的咨政需求，而相關政府主管部門直接負責高校智庫的財政撥款、評價考察等核心事項。同時，盡管民間成立了一些有影響力的智庫合作組織，但這些組織及高校內部機構與高校智庫間通常沒有隸屬或互評的關系。對高校智庫來說，正式的、縱向的科層關系遠比非正式的、橫向的聯盟關系重要。可見，高校智庫有組織科研的基礎制度環境嵌合于科層組織和聯盟組織之間，且科層關系比聯盟關系更重要。

高校智庫有組織科研對治理制度進行了結構調整，但對原有制度環境的路徑依賴導致科層關系強化，聯盟關系弱化，由此產生了“異構同治”現象。厘清這層邏輯后，要解決“異構同治”難題，須盡快對高校智庫的條條塊塊關系進行規則調適。在條條關系方面，政府主管部門對高校智庫的治理規則，應同時注重契約治理和關系治理。契約治理依據委托代理理論，強調利用政策、法律、規章等維持正式的上下級關系，從而使科層組織理性運作。然而，高校智庫有組織科研不僅囊括科層組織，而且牽涉聯盟組織。因此，政府主管部門應塑造自身的“元治理”角色，將部分治理資源投入構建各類型智庫合作關系的社會行動者網絡之中，減少對具體科研過程的規制。在塊塊關系方面，高校智庫在重大科研目標的方向引領下，應主動加強與其他類型智庫、科研院所等的常態化交流合作，通過實質性的智庫聯盟提升協同攻關能力，將處于條塊之間的制度環境轉化為發展動能。例如，在人才培養方面，高校智庫既可以借力高校本身的人才儲備優勢，又可以不拘泥于傳統大學的“學院化”培養模式，而是利用高校智庫聯盟框架下的科研合作，使“智庫領軍人才”在實踐中轉換為“戰略科學家”，使青年人才在歷練中成長為有組織科研的生力軍。

（作者單位系華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東南亞研究中心）

《中國教育報》2024年03月25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