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強調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要求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貴和尚中”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的生態智慧，夯實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深厚文化根基。

“天人合一”夯實了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文化根基

中國古代賢哲提出“通天下一氣耳”，認為“氣”是化生萬物的本原、構成萬物的基本元素，并由萬物同根同源、本質相同延展出“天人合一”主張。先秦時期，道家強調“以道觀之，物無貴賤”，“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認為人與自然是一個相互平等、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儒家認為“天人同德”，倡導“以德配天”，追求“天人合德”。先秦以降，董仲舒提出“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天人感應”等論斷，認為人與自然外形相似、內在感通、有機統一，奠定了“大一統”的思想基礎。北宋哲學家張載提出“天人合一”概念，強調“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主張“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認為人與自然是統一整體，大自然是人類的朋友。程顥提出“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王陽明提出“天地萬物本吾一體”，都主張“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思想彰顯了中華民族的大格局、大視野、大情懷，蘊含人與自然相互影響、密不可分的合理因素。馬克思提出，“人靠自然界生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恩格斯提出，“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自然的看法與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內在契合，對于克服天人對立的錯誤觀點具有重要啟發。習近平總書記創造性賦予“天人合一”思想以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時代內涵，分析了工業文明背景下傳統工業化的迅猛發展加速了對自然資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態系統原有的循環和平衡，造成人與自然關系緊張的現狀，必須克服把保護生態與發展生產力對立起來的傳統思維，認為“人與自然是一種共生關系”，應該“共生共存”，強調“只有更好平衡人與自然的關系，維護生態系統平衡，才能守護人類健康”，倡導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同時要求科學處理保護環境與發展生產力、自然價值與自然利益、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的辯證關系，注重保護生物多樣性。

“道法自然”夯實了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文化根基

中國古代賢哲主張，人類對自然環境的改造必須合乎自然之道。道家倡導“道法自然”、“無為而無不為”，認為“道”雖化生萬物，但從不強制萬物，而是“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表現出自然無為的自信大度，從反面警醒人們“不知常，妄作兇”，“強梁者不得其死”，認為如果違背自然規律強作妄為，就會招致惡果。自然是指順乎本然、自然而然；無為并非無所作為，而是不硬性強為、任性妄為?！暗婪ㄗ匀弧敝荚诔珜ё鹬刈匀?、順應自然?！兑捉洝分姓f“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雜家提出“因性任物而莫不宜當”等，也都旨在倡導遵從和效法自然，不以人力干涉萬物的自然生長。

“道法自然”思想彰顯了中華民族順天應人的價值理念，蘊含著尊重自然、遵循規律的合理因素。馬克思提出，“不以偉大的自然規律為依據的人類計劃，只會帶來災難”。恩格斯提出，“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道法自然”與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內在相通，對于解決違背規律、破壞自然而造成的生態失衡問題具有重要啟示。習近平總書記創造性賦予“道法自然”思想以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時代內涵，強調這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引用“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語而百物生”一語，倡導認識和遵循自然規律，合理利用、友好保護自然，警醒人們，只有尊重自然規律，才能有效防止在開發利用自然上走彎路，人類對大自然的傷害最終會傷及人類自身。

“貴和尚中”夯實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文化根基

“和”是不同質的調和、多樣性的統一、差異性的融合。中國古代賢哲把“和”視為萬物生長的必要條件，提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萬物各得其和以生”，高度肯定“和”的重大價值，強調“和，故百物皆化”，奉行“和而不同”、“和為貴”的價值準則。“和氣生財”、“家和萬事興”等膾炙人口的民間俗語，說明“貴和”價值取向在中華大地上已深入人心。為了實現“和”的理想，古人提出“尚中”方法論。“中”即不偏不倚。儒家認為“過猶不及”，提出“允執厥中”、“叩其兩端”、“執兩用中”等守中方法。道家從“反者道之動”出發，倡導“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尚中與貴和相連，尚中是貴和的內在要求、致和的根本途徑，貴和是尚中的價值支撐、致和是尚中的理想目標，故而中國古代賢哲提出“中和”范疇，肯定“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尚中就要適度，懂得適可而止。中國古代賢哲把尚中原則運用于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提出“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反對“竭澤而漁”，主張“取之有度，用之有節”，要求“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要讓大自然休養生息。

“貴和尚中”思想彰顯了中華民族貴重和諧的價值追求，蘊含著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良性互動的合理因素。恩格斯提出，“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每走一步都要記住：我們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族人那樣支配自然界”?！百F和尚中”與恩格斯的觀點內在相融，對于推動人類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啟益。習近平總書記創造性賦予“貴和尚中”思想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時代內涵，引用“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一語，生動闡明保護生物多樣性、促進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引用“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一語，警醒人們，過度開發也導致生物多樣性減少，迫使野生動物遷徙，增加野生動物體內病原的擴散傳播，要求謀劃經濟社會發展必須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為自然守住安全邊界和底線，形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格局，推進高質量發展必須認識到良好的生態環境是“人類生存與健康的基礎”、“最公平的公共產品”，統籌推進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

（作者系溫州醫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本文系浙江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2022年常規課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生物安全的重要論述研究”[22CCG29]成果）

《中國教育報》2024年03月28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