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建軍教授自1992年開始關注主體教育，用三十年時間見證并深度參與了中國主體教育的發展，用理論的力量拓展著主體教育哲學研究的深度。2023年，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主體教育哲學》，既是他個人的研究心路，也代表著中國主體教育理論研究的發展歷程。

疏浚中國主體教育的歷史形態

馮建軍教授的《主體教育哲學》一書就主體性的歷史景觀作了全面的闡述，系統探索了以個人主體性為起點，歷經主體間性、他者性，再到公共性，并以類主體為最終目的的主體演變邏輯。

主體性作為近代啟蒙理性的產物，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現時代的獨特標識。但隨著理性的泛濫，現代社會出現了種種難以消解的人類危機，主體間性的出現便是對這種危機的理論回應。在此，馮建軍教授創造性地將主體間性區分為外在主體間性和內在主體間性兩個維度。但無論是通過外在契約形式實現的外在主體間性，還是借助移情、精神交往等方式存在的內在主體間性，本質上仍然是一種以個人為中心的主體性。他者性的出場使個體開始超越自我的視域，主體不再是自我主體，而是對他者承擔倫理責任的他者性主體。從自我中心的個人主體再到他者性的責任主體，這一轉向為形成共生主體的公共性教育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隨著公共人格的教育養成，主體教育實現了“從他者性到公共性”的轉變。馮建軍教授對多元主體歷史演進的理論疏浚，為建立類主體做好了充分的理論準備，正是“類主體”這一人類主體發展的最高形態使人克服自身的異化而成為真正的人。如此，《主體教育哲學》揭示了多元化、多層次的主體存在形態和生成發展過程，探討了教育過程中主體性演變的遞進關系和深層邏輯。

重構教育人學發展的思想脈絡

近代哲學從笛卡爾的“我思主體”開始，完成了主體意識的覺醒，引發了根本性的哲學變革。然而，伴隨著現代性危機而產生的主體性危機消弭著個體的精神價值。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概念應運而生，它通過人與人之間的理解互動來協調彼此的交往行為。“主體—主體”交往的絕對平等仍然不可避免地導向個人主體的漩渦，隨之而來的對主體間性的質疑和批判讓他者性這一新的主體理解向度脫穎而出。列維納斯的他者理論為我們呈現了自我與他者關系的另一種可能，他者視角下的主體用“應答”的方式反證出主體的絕對性和差異性。他者性的承認為創造具有包容性的共生體提供了意向性的思考視角。馮建軍教授基于馬克思主義的人學思想，進一步通過“類主體”使教育過程中的人不再是單子式的人，而是跨越了個體藩籬，走向自由人的聯合體。

從意識主體到交往主體，從責任主體到公共主體，再到類主體，演繹著主體哲學的不同形態，馮建軍教授根植主體哲學，重構了教育人學發展的思想脈絡，同時也給當前的教育實踐和探索帶來了思想的潤澤。

設定當代中國學校教育的理想人格

馬克思對人類歷史發展三種形態的劃分展示了個體與類之間從分裂走向和諧統一的過程。人的發展由個人主體走向類主體，也必然要求教育在實現和反思個人主體性的基礎上建構類主體教育。主體教育的轉向和重建是為了更全面地彰顯人的主體性，克服和超越占有型的主體人格。類主體教育把類主體作為教育的起點和歸宿，將全面而自由發展的人作為教育的最終目的，旨在培育在人與自然、社會、自身三維關系中能夠發揮社會性、自主性和能動性的完整的生命。類主體性對于當前高速發展的信息社會而言已不再是一種烏托邦式表達，而是幫助人類走出個人中心主義困境和迎接時代挑戰的必然要求。教育變革要立足于現實境脈，構成全人教育、主體性教育和個性教育相統一的立體化教育模式。

開拓未來主體教育的中國圖景

《主體教育哲學》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角度去認識、理解和踐行主體教育。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以促進人類文明可持續發展，增進國家、民族、地區、家庭和個人之間的和諧共生關系為目的提出的時代方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通向自由人聯合體的必然選擇，它為應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貢獻著中國智慧。

人類命運共同體所要解決的是面對復雜多元的世界，我們如何“在一起”的問題。教育作為人類的事業，必須回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要求，使教育培養的人具有人類命運共同體所需要的意識和行為方式。這便要求主體教育研究需要具備一種整體性和時代性的眼光和情懷，以為人類的未來提供行動的力量指引。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要以主體教育為路徑來喚醒人的類意識，化育個體的道德想象力。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確立使我們明確當前的生存理性不應再立足于簡單的個體生存本能，而是要具備應答人類生存危機的意識，承接和再生產已有的現代性文明成果。《主體教育哲學》一書以“類主體”確立生命理想，并以“人類命運共同體”讓生命始終充滿希望之光。

（作者系江蘇大學教師教育學院教授）

《中國教育報》2024年05月08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