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博物館

早在舊石器時代，人類即開始利用火加工、制造工具，而陶器就是其中最古老的發明之一。陶器，是用黏土為主要材料，加水調和后，通過手工或在陶輪上塑形，再用火經高溫（通常800°C左右）燒制，使其具有堅固耐用的特質的人工制品。陶器常見的用途是飲食、日用容器，亦有人形、動物形等雕像。后來先民又在器物表面用圖案或紋飾裝飾陶器，結合各地不同的信仰、風俗、技術和審美等因素，從而在世界各地形成了蔚為大觀的史前彩陶文化。對于研究無文字的史前時代紛繁的文化類型和族群，陶器的類型學、年代學和圖像學，往往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陶器的發展最終產生了瓷器（又稱磁器）——“火與土”結合最高級的狀態。瓷器，是由取代了黏土的瓷石、高嶺土、長石、石英石、莫來石等材料制坯，外表施有玻璃質釉或彩繪，在爐窯內經過高溫（通常1280℃—1400℃）燒制而成的物器。

在中國先秦時期一部專門記錄官營手工業各工種規范和制造工藝的文獻《周禮·考工記》中，將與陶器制造相關的工種稱為“摶埴之工”，漢鄭玄注曰“摶之言拍也；埴，黏土也”，意即以黏土捏制陶器的坯。中國擁有悠久的制陶歷史，更是瓷器的故鄉。江西省萬年縣仙人洞遺址出土的陶器碎片，被認為是中國已知年代最早的陶制器皿，其年代可追溯到距今約20000至19000年，許多陶器碎片上有燒焦的痕跡，表明這些陶器曾用于烹飪；湖南省道縣的新石器時代早期洞穴遺址玉蟾巖出土的陶器碎片，年代距今約18300至17500年；新石器時代，中國擁有極其發達的陶器文化；自商代始，中國開始用草木灰（其中含有鉀和石灰）作為制釉的一種原料，生產原始青瓷釉制品；戰漢時期，鉛釉技術逐漸成熟；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以單色釉為主的青瓷、白瓷兩大瓷系形成，從而為宋代以后瓷器生產一波又一波的高峰奠定了基礎。

不過，我們對于中國以外的陶瓷制作歷史似乎了解不多，學界的相關研究也較少。為了彌補這個學術上的缺憾，近日，“摶埴之工：古代東西文明交流中的陶瓷藝術”特展在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舉辦，展出了來自古埃及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古代伊朗高原及周邊、古印度河文明、古地中海文明、中亞、伊斯蘭文明、東亞和東南亞等不同文明類型的270余件陶瓷類文物——它們悠久的歷史、奇異的造型、絢麗的色彩，無疑刷新了很多我們關于陶瓷歷史的認知，也吸引了很多陶瓷學界的專家和陶瓷愛好者前來觀看。現在，筆者不妨從策展人的視角，帶領大家進入陶瓷特展現場，重點介紹古代近東地區的展品，特別是釉陶文物，欣賞陶瓷藝術之美，并透物見史，探尋古代東西文明交流中的密碼。

古代近東地區的陶器

此次展覽第一單元展出了古代近東地區近50件從新石器時代到公元前后的陶器和釉陶制品。至少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古代近東地區的美索不達米亞、小亞細亞和埃及，彼此的宗教和文化就通過地中海東岸的黎凡特地區相互連通，彼此交匯，文化交流十分繁榮。數千年的歷史中，無數個民族和政權在此發展，從而形成多元交融的文明體系——他們發明圖畫、文字，建造大型神廟和體現王權的宮殿建筑，發展宗教和建立祭祀制度。約從公元前7000年開始，近東地區就出現了黏土燒制的陶器，除了常規器皿之外，更流行的是制作各種偶像和以動物形象變形的器物。本展中最早的一件古埃及陶器，是涅伽達文化一期（約公元前4000—前3500年）的黑頂陶器（圖1）。這是古埃及史前文化時期（又被稱為前王朝時期）最典型的一種陶瓷，常見于祭祀或隨葬品，以器身有紅色涂層、器口飾黑色涂層一周、表面拋光為特征，代表了古埃及當時最高的陶器制作技術。本展的明星文物之一，一件來自黎凡特地區（今敘利亞）的人物像注壺（圖2），壺嘴部位坐著人偶，右手放在頭上，似作拍腦袋恍然大悟狀，他滑稽的張開的大口，成為此件陶器的出水口，十分具有想象力。

古代近東地區發明了最早的兩種類玻璃制品，即硅酸鹽人造制品施釉滑石和費昂斯，它們同樣是倚賴火的技術。約公元前3千紀中期，埃及或兩河流域產生了真正意義上的玻璃。而隨著二氧化硅、釉料和其他非金屬材質等合適材料的發現，以及達到必要溫度的燒制技術的提高，釉陶產生了，這與玻璃技術的演進幾乎是同步的。本展展出了多件古埃及和兩河流域的費昂斯制品，如常見的費昂斯制圣甲蟲形象，被用作護身符、禮儀印章，也用作葬儀禮器放在木乃伊的胸口和雙耳畔，代表古埃及神話中象征日出、重生和蛻變的凱布利神。古埃及崇尚產自古代阿富汗北部的青金石，所以還利用費昂斯模擬青金石的顏色，由此產生了“埃及藍”。公元前11世紀左右，中國的西周已經掌握了費昂斯制作技術，戰國時期，中國還發明了與“埃及藍”異質同構的人造材料“中國藍”，二者背后隱藏的東西文明交流密碼，已然成為當前學界的熱門話題。

展覽中，多件費昂斯器皿以其華麗的色彩引人注目，如古埃及第19王朝（公元前1295—前1189年）的蓮紋瓶（圖3），造型優美，表面為不均勻的綠色，器面呈現出釉面的效果，瓶口至肩部繪三層各異的植物紋，內圈飾荷魯斯之眼和其他符號，下方裝飾著蓮花放射狀的花瓣和萼片——古埃及人認為蓮花象征著輪回與復活。又有多件文物展現了兩河流域新亞述時期費昂斯制品用途的廣泛性，并直接催生了釉陶在西亞的繁榮：費昂斯雙耳尖底瓶，以硬核成型法制成，工藝與當時的玻璃技術幾乎完全一致，頸部和肩部是平滑的弦紋，腹部是細密的波浪紋，整體豐富又多變，由于化學反應，器表出現綠色和褐色的釉質；費昂斯雙耳罐，器身為瓜棱狀，每條棱藍色和褐色交替，展現出當時的多色技藝；彩釉磚（圖4），淡綠色地，四角繪五葉植物，表面繪白色裝飾，穿孔周圍刻楔形文字“亞述國王圖庫爾提·尼努爾塔的兒子”，可知這是一塊與新亞述帝國國王亞述巴尼拔二世相關的制品，當用來裝飾于富麗堂皇的亞述王宮。

古代伊朗高原的陶器

嚴格意義上來說，古代伊朗高原與古代近東是一體的。由于伊朗高原及胡齊斯坦平原與美索不達米亞天然的毗鄰關系，因此關于古代伊朗的歷史研究，大多情況下都無法從彼此緊密的關系中剝離開來，文化的對抗與交融又是二者互相交流的主要形式。在陶器制作上，無論是器形還是紋飾，伊朗高原似乎與周邊地帶保持著互動，如歷史悠久的彩陶，器形與紋飾可與同時期近東、中國出土的彩陶進行比較；各種造型古樸夸張、獨具匠心的人形或動物形陶器以及長流器等，在亞洲中西部地區和中國皆十分流行。釉陶技術在伊朗的青銅時代末期已經得到運用，已知釉磚的最早證據，發現于古代伊朗中埃蘭時期公元前13世紀建造的喬加贊比爾塔廟上。本展即展示了多件公元前1千紀的釉磚，將植物、幾何、動物、人類和神話人物的圖像相結合：其中一件公牛紋彩釉磚，深藍和淺藍色釉料自然融合形成底色，以黑色勾勒行走中的公牛的形態和肌肉，再以黃色和白色為公牛上色，十分精美（圖5）；另一件鳥身神人紋彩釉磚，以深藍色和淺綠色為底，以黑色勾勒人物形象，人面為側面，頭上的角向后彎曲，有人類的胳膊和雙腿，還有舒展的羽翼和鳥尾，錯落有致地涂上白色、黃色和藍色釉料，異彩紛呈。本單元最吸引觀眾的，是一件彩釉尖底瓶，周身涂藍色釉，瓶肩涂黃色飾帶，其上裝飾白色、黃色和藍色花瓣，代表了公元前1000年最先進的上釉技術（圖6）。

彩釉工藝成為伊朗制陶的一個傳統，并在帕提亞時期達到高度成熟，例如本展的展品：青綠釉雙耳壺，瓶口與把手類似希臘式雙耳瓶，瓶身為球形，瓶腹上半部分飾乳釘紋，是模仿有模吹制玻璃器的效果；青白釉雙耳扁壺，圓形器身，器口、頸部和小耳的上部施青釉，其余為白釉，造型優美，色彩美不勝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青釉多連壺，與中國漢代出現的連體壺有異曲同工之妙，器身青綠釉已銀化，極有巧思（圖7）。

釉陶工藝的發展與傳播

由于受到地中海東岸腓尼基人的影響，古希臘人亦善于制造玻璃，但該技術并沒有讓他們發展出釉陶工藝。與古希臘人不同的是，公元前后，釉陶技術在古羅馬時期大行其道，通常都是用模具塑形，是埃及托勒密時代的鉛釉陶技術傳入后影響下的產物，并延續生產直到錫釉陶技術傳入，另外，帕提亞興盛的釉陶工藝影響也占據了一定的因素。巧合的是，亞歐大陸的東方——中國漢朝，同時也正在流行這一技術，二者之間是否存在某種文化意義上的交流，尚有待進一步研究。

伊朗的釉陶傳統一直被延續，并在后來傳播到了伊斯蘭世界的大部分地區。這些釉陶制品，包括器物和用以裝飾宏偉建筑的釉面陶磚，以藍色、綠色或白色為主色調，又輔以黃和棕等色，由于在釉料中加入了金屬化合物，燒制后即產生暈光的金屬薄膜層，使得器表極其鮮艷華麗。獨具特色的米奈釉陶，如琺瑯一樣，表面光亮如金屬，顏色飽和度很高（圖8）。除了色彩，這些釉陶還以精美的工藝和絢麗的紋飾而著稱，其中的多彩刻紋陶器，也稱“波斯三彩”，在白地上施加鉛的銅綠釉和鐵褐釉進行裝飾，具有華麗的視覺效果，與中國的“唐三彩”有著直接的淵源。

可能從唐朝時，中國即從古代波斯進口鈷藍礦料以裝飾白瓷，至元朝時發展出成熟的青花瓷，青、白二色成為隨后數百年中國瓷器的主流色彩。8—9世紀，阿拉伯人統治下的埃及、敘利亞和伊拉克，已經發明并流行錫釉陶器，經燒制后常見特性是白色表面，顏色、器形和裝飾都明顯受到了唐代白瓷的影響。該技術先是傳入摩爾人的西班牙，12世紀出現于意大利，13世紀又傳入歐洲其他各地并被廣泛使用。16至17世紀，荷蘭和英國則成為錫釉陶瓷生產的中心。

（作者系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策展人、學術部負責人）

《中國教育報》2024年05月17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