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描二維碼收看“給老師的讀書會”

　　領讀者說：今年6月，我受中國教育報的邀請，為全國中小學教師領讀《論語》。我為這個為期21天的讀書會設計了每天閱讀思考的開放性問題，讀友們則根據自己的閱讀體會和積極思考，提出需要我解答的困惑或新的問題。這個共讀過程很有意義，證明了“可與共學”的重要性，至于是否“可與適道”，則不是一次讀書會所能解決的問題。在下文中，我將挑選幾個大家普遍關心的問題進行闡述，希望對教育工作者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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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這個人工智能的高科技時代，為什么還要閱讀《論語》？確實，《論語》沒有任何科技含量，不可能為科技發展作出直接貢獻。但閱讀《論語》的理由不在于此——《論語》的思想有其獨特的深刻內涵。

　　初讀《論語》，讀到孔子所說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時，難免會想：這難道不是專制思想的表現嗎？然而，在孔子的時代，盡管已有“民本”思想的萌芽，卻不可能誕生類似于現代民主的觀念。要注意，即使在現代民主制中，行政權的實施也經常要遵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原則，特別是在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事情時，知情權必須掌握在少數人手里。我們不知道孔子說這句話的具體語境，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對于正面臨禮崩樂壞的周禮，也就是那個時代的政治制度，孔子的主張是，每個人都應懂得比制度更深刻的道理。

　　所以在《論語》中，孔子才有這樣的反問：“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而孔子的回答則是另一個反問：“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可見，在孔子那里，仁是制度合理性的根本標準。孔子首開私學，就是要將仁的理念和實踐普及開來。他想讓弟子們都懂得仁的道理和意義，而他的弟子中既有當時的貴族子弟，也有子路那樣的“野人”。由此可見，孔子在涉及政治的底層邏輯時，他的信念和實踐，是不同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換言之，對于吻合“仁”的政治制度，每個人都應有知情權。

　　我們只需要略微對比一下古典軸心時代柏拉圖的政治觀，就更能看清孔子思想在政治領域的智慧洞見。柏拉圖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堅決反對者。最智慧的蘇格拉底居然被民主制度下的公民投票判處死刑，柏拉圖在《理想國》中的反思是：“極端的自由不可能變成別的什么，只可能變成極端的奴役。”

　　孔子絕不會聲稱人天生具有金銀銅三種不同品質，只有屬金的人才有資格實施統治。事實上，柏拉圖構造的神話類似于古代印度的種姓制度所依據的神話。與之相反，“不語怪力亂神”的孔子卻堅信：“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且孔子還堅信，政治與日常人倫具有內在關系。據《論語》記載，有人問孔子，你為什么不從政呢？孔子引用《尚書》中的觀點說：“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孔子想要強調的是：政治并不專屬于少部分掌握政權的人，政治的根據其實離不開日常人倫及背后的人道。毫無疑問，每個人都應遵循日常人倫，而且應對背后的人道有知情權。有了以上辨析，當我們再讀到孔子所說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時候，就不會望文生義。

　　事實上，孔子之后的孟子有“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而荀子則召喚“從道不從君”的獨立人格。無論怎樣，借助閱讀《論語》，將孔子的思想與封建王朝的專制主義區分開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孔子思想的豐富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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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讀《論語》，會發現孔子非常注重因材施教。有一次子路和冉求分別問了孔子同一個問題：聽到了有道理的話就要立刻行動嗎？孔子對子路的回答是：“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而孔子對冉求的回答卻是：“聞斯行之。”公西華很困惑孔子對同一個問題的相反回答，孔子的解釋是：“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孔子的意思是，冉求性格易退縮，所以要鼓勵他勇于行動，而子路則好勝冒進，所以要使他冷靜。用今天的話來說，孔子提倡的是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實踐。

　　但要注意，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不是以學生的情緒為中心，也不是以學生的好惡為中心。《論語》中關于教育本質的論述比比皆是，例如“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以及“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在孔子那里，教育的目標是有客觀性的，而教育的手段和過程則必須是主觀的。否認教育的客觀性，教育教學活動就容易變成以學生情緒或好惡為中心的縱容；否認教育的主觀性，就看不到教育的目的是幫助成長，而成長則離不開對主觀經驗的尊重，“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充分體現了這種尊重。

　　從《論語》中可以看到，孔子的教育總是相機而動，教學相長也往往體現在有矛盾沖突的時候。例如，子路不時頂撞孔子，有時也惹得孔子生氣，但孔子對于一些重要思想的澄清都是在回應子路的過程中完成的。與之對比，顏回是孔子最好的學生，但孔子卻明確說：“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無所不說。”顏回悟性高，能充分吸收孔子的思想，而且內心總是充滿愉悅——要注意，顏回的“無所不說（悅）”并非強行規訓的人為產物，而是主動悟道和行道的自然結果。

　　孔子對顏回的表揚是：“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結合孔子強調的“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來看，顏回堪稱文質彬彬的典范。相比顏回，子路則有一種“質勝文”的野性，但這種野性彌足珍貴。有理由認為，若是學生在極端的規訓中失去了自由探索的“野蠻生長”土壤，就不可能形成特立獨行的君子人格，更沒有辦法反過來對教師的成長予以幫助。

　　如果教師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模式是權威依賴的、唯上的、未加反思的，就會在很多方面造成負面影響。例如，忽視學生的身心健康，成績唯上而使教育愈發功利，以僵化的道德說教取代真實有活力的價值觀的建立，強調規訓和服從而忽略經驗生長和自由探索，教育理念陳舊且教學方法單一，教育管理過程中充斥著各種形式主義，不一而足。面對此類現象，最需要呼喚的，是每一個教育工作者推動教育教學改革的意識、決心和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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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論語》，教育工作者可從孔子師徒的言行中受到極大的感染，有助于喚醒孟子強調的潛存于人性中的“浩然之氣”，類似于孔子說的“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以道為目標的“志”，使人在天地間挺立起來，這是成為一個人的根本前提。類似的，是否具有以教育之道為目標的“志”，也是鑒別教育者是否名符其實的基本標準。假如孔子穿越到今天，也一定會積極倡導教育改革，哪怕在這個過程中面臨誤解甚至遭遇攻擊，他一定會堅持“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一定會開導他的同路人，詩意地說出“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在禮崩樂壞的春秋后期，孔子堅持“正名”，堅持對人道的捍衛，他的所作所為屢遭誤解。勢利之人會把孔子解讀成與他們類似的沽名釣譽之輩，而憤世嫉俗者則認為孔子過于天真、缺乏現實感。在孔子周游列國期間，有一次子路遇見了一個隱士。這個隱士諷刺孔子“四體不勤、五谷不分”。隱士對子路很好，還殺雞做飯給他吃。可是，這時的子路已經深深被孔子的思想和精神所折服，他對隱士的評價是“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對孔子的評價則是“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隱”不是服膺孔子精神的人能接受的選項。從孔子精神的視野來看，人倫、教育與政治，是相互滲透、相互支撐的社會實踐。教育者必須理解、追問和捍衛人倫的合理性，也有天職推動受政治影響并反過來影響政治的教育實踐和改革。畢竟，在孔子看來，教書育人和實現人倫，都是在廣義地從政，用現代術語來講，都是在盡一個公民應盡的社會和政治義務。

　　孔子的精神滋養了中華民族，哪怕在最黑暗的時代，這種精神也堪比日月，給人以啟發、勇氣和力量。這種精神力量不可能還原成人工智能時代的算法和算力，也與科技發展水平高低沒有內在關系。《論語》中記載的孔子師徒的言行，在不假借超驗鬼神的前提下凸顯了人的主體性。對此，孔子的形象說法是：“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孔子的學生曾參則強調：“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

　　通讀《論語》，我們能夠深切感受到的是，孔子師徒與所有人一樣，知道自己是必有一死的。所不同的是，他們要在必有一死的人生征途中追問一個最根本的問題：該如何度過只此一生的人生？這個根本問題才是教育的偉大立足點。這樣的追問點亮主體性，同時具有不離此生而又高于此生的超越性。只有理解了這種超越性的境界，才能夠明白孔子為何會有“朝聞道，夕死可矣”的感慨。教育者讀《論語》，必須同時讀出教育的、人倫的、政治的和超越的含義，獲得反思、實踐和改革的精神力量。唯其如此，教育之道才不會走偏，才稱得上“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作者系四川大學哲學與教育學教授、中國教育報2023年度推動讀書十大人物）

《中國教育報》2024年10月30日 第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