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職業教育飛速發展，在支撐國家戰略、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與之相比，職業教育研究仍存在“散”“弱”“虛”等問題，對職業教育實踐的指導性與支撐性作用有待進一步顯現。職業教育研究并不完全依賴教育學研究體系，而是在職業教育類型教育的定位框架下，遵循其特定的學理特征與典型范式，具有取向多元、學科跨界、扎根實踐、時空分異等特征。

　　取向多元性。教育研究的價值取向更多關于教育本身，探尋教育規律、服務教育治理、指導教育實踐、提升育人水平。而職業教育的外部性特征，特別是與經濟社會發展聯系的緊密性，決定了職業教育研究既要服務職業教育內部的理論建構、人才培養、院校治理、政策制定，還要體現職業教育外部的經濟功能和社會功能，涵蓋服務國家和區域重大戰略、服務產業發展、服務企業“走出去”、服務職工技能水平提升等工具性取向，以及服務技能型社會建設、服務人的全面發展、促進社會公平和共同富裕等人文性取向。這就是說，職業教育研究要關注多方利益、兼顧多方訴求，除了循證研究為政策制定建言、行動研究為一線教學助力、個案研究促進規律總結與模式推廣外，還需服務好產業、鄉村、職工等對象，如在產教融合研究中不僅要從學校視角探討如何推進“五金”建設、提升人才培養質量，更要立足產業立場，關注企業的利益達成度；職業教育教學研究除了聚焦學生就業能力培養外，還要關注其全職業生命周期的可持續發展。

　　學科跨界性。職業教育強調服務區域產業發展、鼓勵多主體投入辦學、推行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注重技能培訓等社會服務，這就要求職業教育研究必然產生多學科交叉融合。例如，關于職業課程開發范式的研究，涉及產業需求調研、生產過程對接、職業情境再造、工作過程系統化方法等對象，牽涉了產業經濟學、工學、職業學、企業管理學、心理學、課程與教學論等跨門類學科；關于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的研究，涵蓋“利益關系、資源配置、投入產出、組織管理、政策保障”等研究重點，覆蓋了政治學、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組織行為學、法學等跨門類學科。為此，職業教育研究者應具備“跳出職業教育看職業教育”的廣闊視野與卓絕洞見，培育跨學科知識結構和整合研究能力；還要組建結構化研究團隊，加強跨學科溝通交流，促進學科融合型知識創新、理論創新和方法創新。

　　扎根實踐性。比較教育方法論在我國職業教育研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德國“雙元制”、美國“社區學院”、澳大利亞“TAFE”、新加坡“教學工廠”、英國“BTEC”等模式曾一度被學者熱捧，并在國內推廣應用，但也難免出現“水土不服”情況。發展中國特色職業教育，既需要“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更需要“自下而上”的經驗總結與規律提煉。扎根職業教育教學一線的探索實踐與行動研究，是中國特色職業教育理論體系建構的重要基石。這種扎根精神不僅體現在工具層面調查、訪談、敘事、個案等方法的應用，更要求研究者扎根一線的人文情懷與情境沉浸。各級社科研究基金委和教育類核心期刊雜志社也應給予職教一線教師更多傾斜，更關注科研項目及成果的實踐價值，而非文本的話術質量本身。同時，職業教育研究也要注重在實踐中的成果轉化，解決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社會服務、院校治理等實踐中遇到的難題，推進職業教育實踐的持續改進和創新。

　　時空分異性。職業教育研究因不同時間和空間維度而異。一方面，在新一輪信息技術革命驅動下，產業快速迭代更新催生了職業崗位、工種以及工作形態的不斷演變，職業教育在對接與適應產業變革的進程中動態發展。職業教育研究也必須與時俱進，緊密關注職業教育發展前沿動態與趨勢，在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研究方法、研究組織上持續革新。另一方面，我國產業布局多態、地域差異鮮明，要“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并與之相適應地“探索省域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新模式”。這就意味著職業教育研究不能全國一套體系、一種范式、一個樣板，簡單復制推廣粵、蘇、浙、津等先進地區經驗做法；而應下沉一線、扎根基層，梳理各地共性和特性職教發展規律，厘清理論與模式的適用邊界，提升職業教育研究的細分度與精準性。

　　（作者施星君系浙江工貿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張其亮系浙江工貿職業技術學院產教融合處處長）

《中國教育報》2025年01月14日 第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