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糾紛的責任認定必須依法依規，既不能縱容學校失職，也不能讓學校成為“無限責任主體”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六起涉校園管理民事糾紛典型案例，為校園糾紛的責任認定提供了指引。這些案例不僅回應了社會關切的焦點問題，更通過“小案件”闡釋“大道理”，明確了學校、家長及學生的權責邊界，為營造安全、有序的教育環境提供了法治保障。這一系列判決傳遞的核心信號是：校園糾紛的責任認定必須依法依規，既不能縱容學校失職，也不能讓學校成為“無限責任主體”；既要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也要維護正常教育教學秩序，最終形成良好的教育生態。

　　在校園安全事件中，責任認定的核心在于學校是否盡到“教育、管理職責”。然而實踐中，部分家長存在“學生在校受傷，學校必然擔責”的誤解，繼而過度維權將學校推向“無限責任”的境地，導致學校為規避風險壓縮體育活動、課間自由時間。此次發布的案例厘清了學校責任的合理邊界，法院指出，不能僅因事故發生在校園即認定學校具有一定責任，而是應當結合未成年人受傷害原因、學校是否已進行常態化安全教育、相關場所設施有無醒目的安全提示標志、事發后有無在第一時間通知家長并陪同就醫等因素進行綜合判斷。如果學校已經在安全防范、安全教育、安保制度、安全設施場所、安全管理措施等方面盡到教育、管理職責，那么法院就應依法認定其不承擔侵權責任，保障和支持其開展正常的教育教學活動。

　　反之，如果學校應當盡到的教育、管理職責沒有盡到，那么就應依法承擔相應責任。例如，對于校園欺凌和暴力等危險行為，學校沒有建立嚴格的監督和反饋機制，缺乏針對性的教育，不能及時發現和制止危險行為，進而導致產生危害后果的，學校需要承擔與其過錯相應的賠償責任。綜合來看，學校責任應以是否履行法定義務為判斷標準，既不能苛責學校成為“全能監護人”，也不能放任其失職。這種平衡有助于學校回歸教育本位，在保障安全的同時，維護學生自由成長的空間。

　　本次典型案例也涉及教育懲戒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問題。盡管早在2021年教育部就施行了《中小學教育懲戒規則（試行）》，賦予了教師和學校教育懲戒權，國家也倡導維護教師教育懲戒權，支持教師積極管教。但實踐中，部分家長將正當教育懲戒污名化為“體罰”，繼而產生家校糾紛與家校矛盾，導致教師對學生不敢管、不愿管。此次典型案例的判決指明，只要教師的行為符合《中小學教育懲戒規則（試行）》的要求，未超出合理限度，即屬于正當懲戒，應當予以支持。教育懲戒本身是對違規違紀學生進行管理的一種教育行為，是學校教育的必要手段，我們既要防止教師濫用懲戒權損害學生權益，也要避免過度限制懲戒導致教育失序。

　　此次發布的典型案例不僅規范了學校行為，也明確了家長的責任與義務。實踐中，個別家長因不滿學校管理，在網絡發布虛假信息，激化家校矛盾，不僅損害教師職業尊嚴，更侵蝕家校協同育人的信任基礎。法院判決告訴我們，家校矛盾應通過理性溝通而非網絡暴力解決，教育分歧應通過校內溝通、行政申訴等法定渠道解決，不能將網絡當作施加壓力的工具。家校關系的和諧，不僅需要教師和學校嚴守規范，也要求家長理性行使監督權。

　　（作者系天津市教育科學研究院教育法治與發展規劃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中國教育報》2025年04月30日 第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