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高校對違紀學生給予處分的話題常引發社會討論，使得學校基層管理部門面對相關問題常常手足無措，具體來看，存在以下現象：

　　一是校園管理規則存在“泛化”傾向。部分高校難以通過傳統的教育引導方式管理學生，意圖通過擴大校規校紀管轄范圍，將學生個人生活習慣、校外行為、個人言論等因素納入學校管理范圍，通過懲罰達到高效管理的目的。例如湖南某高校對晚間學生在宿舍學習情況調查，通報部分學生存在泡牛奶、看手機、洗澡等行為。

　　二是社會輿情應對存在被動“越界”難題。當前社交網絡信息發達，學生的言談舉止隨時被暴露在網絡輿情中。當社會輿論壓力傳導至學生所在的學校時，一些學校往往“屈服”于輿論意見，擴大適用校規校紀解釋內容或對事實認定缺乏必要程序，按照輿論導向認定結果。

　　三是規則制定過程中存在不透明問題。高校校規校紀的制定，既要符合國家政策，又要符合學校管理目標，還要兼顧學生利益，頭緒繁多。為了提高制度出臺效率，許多學校僅通過內部征求意見便最終印發，學生缺乏對處分行為與后果的了解，執行中容易引起矛盾糾紛。

　　四是處分執行和救濟過程中存在“誰鬧誰有理”的困境。一些高校將學生處分作為部門內部工作對待，用內部工作方法應對學生訴求。面對當事學生拒絕承認、先后翻供、家長到校申訴等復雜問題時，缺少工作依據，一些學校往往因面對多重壓力而選擇妥協。

　　《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第十一條規定：“高等學校應當面向社會，依法自主辦學，實行民主管理。”面對以上問題，學校應當從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出發，在保護學生合法權利的同時，依法依規行使處分學生的權力。

　　第一，明確學校權力的邊界。在教育部門指導下，各高校需要通過不斷積累經驗，從利益相關、行為、程度等三個方面，根據學校實際情況共同確定管理規定的適用邊界。學生處分應當限定于對學校及校內有關事件與人員的利益有直接損害的事實，學生作為獨立個體，在社會生活中形成的各類法律關系不應納入學校管理范疇。學校對學生行為的管理需要限定在與學生身份特有的品行密切相關的部分，管理程度應視事件性質確定，通過定量定性共同評估是否應由學校處置，避免高校處分范圍的過度擴張。

　　第二，完善與各部門協同機制體制。教育、公安、司法、網信等有關部門協同工作，對高校學生在社會、網絡等不屬于高校管理職責范圍內的行為依法開展工作，在必要時及時回應社會關切，縮小不實信息傳播范圍。高校積極配合、不越權代辦，打破“學生出事、學校有責”的必然關聯。教育部門可組織行政部門、法律專家、高校干部等共同梳理典型案例作為參考依據。

　　第三，嚴格制度措施的公開性與透明度。各項規章制度需要確保公開透明，在立項階段充分開展調研，確立規章制度、政策文件的實施目標與基本原則。在規則制定環節視情況邀請學生代表作為草案評議成員，充分考慮學生利益關切。在文件出臺前做好合法性審查，公開廣泛征求學生意見。在實施過程中嚴格按照各項步驟程序執行。建立調整機制，對實施效果不佳的條款予以酌情修改。

　　第四，健全學生自我管理體系。高校可利用“一站式”社區建設基礎，組織學生黨團骨干成員建立學生管理團隊，在學校指導下制定管理章程、開展管理工作。學生管理組織通過先行調解、磋商等柔性糾紛解決方式管理學生矛盾和輕微違紀行為，學校保留進一步處置權力。校內開展學生骨干培訓，就法律法規、管理溝通能力、應急處置能力進行針對性學習，提升學生組織管理水平。

　　第五，完善高校學生處分的實施和救濟程序。高校可設置不同的處分程序。對違紀程度較輕的情況設置簡易處置程序，兼顧行政效率與程序完備。對違紀程度較重或學生對違紀行為認定存在異議的，設立完備處置程序，學校有關部門、學院、學校律師等多方代表共同參與，必要時邀請公安、司法、婦聯等有關部門合議認定，為最終形成處分意見提供多方支持。處分作出時需明確告知受處分學生救濟權利，形成相關申訴規定，健全受處分學生救濟機制，依法依規治校。

　　（作者系北京外國語大學講師。本文由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批準號：2024JJ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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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審稿專家 郭為祿 董秀華

《中國教育報》2025年11月19日 第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