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南京大學迎來建校120年慶典，《方延明新聞作品集》出版發行，成為獻給母校的一份厚重生日禮物。有人評價說，“方教授是南大這幾十年砥礪前行的活字典”，也有人說“這本作品集，就是南大近四十年的改革開放發展史”。

閱覽這本75萬字的新聞作品集，可以發現文章的發生地點是南京大學；新聞主角都是“南大人”；發生時間跨越20世紀70年代至2000年前后；發表媒體主要集中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文匯報等主流媒體。南京大學黨委書記胡金波教授認為，閱讀作品集是“回味南京大學的改革開放史”，這“不僅是一部個人新聞作品集，還是一所大學的歷史記憶，更是一個時代的思潮縮影”。

客觀上說，這是一個“大學敘事”的傳真故事，更具體一點說，這是一個“大學歷史與媒體敘事”的故事。方延明教授雖有“新聞人”的身份，但他對傳統文化的研究之深，很少有媒體記者做到，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一些觀點，至今還在被學界引用。此外，他對數學文化的研究也是如此；出版了關于數學文化的論著，將文科與理科、理論與實踐、教學與科研、傳統與當下，巧妙地結合在一起。

如果說之前出版的《方延明文化三論》（中華書局，2019年12月）是《一位非典型學者的“學界演進證詞”》（詳見《青年記者》2020年3月下），那么，這本《方延明新聞作品集》可以視作是一位“典型新聞記者”關于一個大學故事的“三問”——大學新聞如何寫？大學采訪如何教？大學故事如何講？方延明有意或無意中提出并回答了“大學敘事”視野的這三個問題。

“沒有新聞的角落”——大學新聞如何寫？

著名作家、新聞人梁衡有一個說法，“沒有新聞的角落”。意思是說，從新聞地理來看，新聞有富礦和貧礦之分，有些地方或許舉目四望都是新聞，有些地方可能絞盡腦汁也難出新聞。這是一個形象的說法。就大學而言，要想多出新聞，出好新聞，引導輿論，并非易事。

25年間，方延明教授在各類主流媒體發表了2000多篇稿件，文章涵蓋多種文體，如消息、通訊、特稿、評論、側記、訪談、策劃、追蹤等，文體創新與報道嘗試隨處可見。方教授算得上是一位“寫”出來的新聞學教授、“寫”出來的新聞學院院長。僅此一點，在大學新聞教育領域，屈指可數，寥若晨星。

在序言中，胡金波如是評價這本新聞作品集，“真實記錄了南京大學自1978年以來許多重大改革舉措和教學、科研、社會服務等方面取得的輝煌成就”，“弘揚了幾代南大人的好傳統、好作風，讓我們從這些厚重的報道中，感受到許多教學名師、學術大家的個人魅力和學術風采”，尤其是“做好學校新聞宣傳工作，一定要重視策劃，沒有策劃就沒有精品”。

書中一些“名人”的故事也很吸引眼球。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作者胡福明、五星紅旗設計者曾聯松、著名華裔美籍物理學家吳健雄……這些方延明筆下的“南大人”，都以各種方式參與到國家的建設與改革中，他們都是“南大精神的鑄造者、踐行者”。

就作品集的內容而言，最大的啟示應該是作為記者，需要把“大學”放在中國改革與發展進程的歷史方位中去考量、去觀察、去思索，讓新聞敏感與新聞價值的陽光照進“大學”的每個角落，這樣“大學”里有價值的新聞素材才會被社會關注，被媒體傳播。

“身邊發生的事情”——大學采訪如何教

如果說讓大學故事走出大學，被社會真正關注，還有些“難度”的話，在大學新聞課堂上教學生關注“身邊發生的事情”，可以說是難上加難。

不管是讓學生關注身邊生活，還是關注校外新聞，最終都涉及到一個關鍵問題——《今天,我們應培養造就什么樣的新聞人才》（原載中華新聞報2007年5月16日，2007年第16期《新華文摘》全文轉載）。在這篇文章中，方延明提出“建立有效的實踐模式”，“可以探討一種課堂內、校內、校外的實踐培訓機制。課堂內,強調理論聯系實際,更多地是從新聞文本的采、寫入手,這是一種課堂教學模式的實踐。校內,充分利用校內媒體,發揮就近、就便的優勢,派學生到那里去實習。實踐證明,這種培養方式是很有效的。校外,主要是社會上的媒體,黨報、黨刊、電臺、電視臺、網站等,應該建立一種鞏固的、規范的、持久的、雙贏的大學生到新聞媒體實習的制度。”

事實上，對在校的新聞學院學生來說，課堂學習更多側重理論，涉及新聞采寫方法技巧之類的內容，需要有相當的新聞采寫實踐作鋪墊，而假期實習相當于投入到一個相對“陌生”的新聞場，真刀真槍實干。方延明曾在花甲之年帶領幾十個學生穿越可可西里，實地調研采訪我國三江源的移民問題，被人民網和青海日報等多家媒體關注。

從現實層面來看，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是，新聞學院學生無法從“身邊發生的事情”及其新聞報道中去學習，課堂上又該如何去教？不管身邊“看得見的小事”，還是那些“看不見的大事”，都是可以“學習”的。從這個角度講，《方延明新聞作品集》提供了一個參考：大學新聞教育有必要提供機會，讓學生學習如何從“身邊發生的事情”及其新聞報道中參悟新聞實務的方法。

作為南京大學首任新聞傳播學院院長，方延明對新聞教育飽含深情又保持清醒，專門撰寫《新聞文化的學科觀檢討》一文，他認為，要想打破“新聞無學”的社會偏見，“文本第一,內容為王。不管是紙質媒體,還是廣播、電視、網絡、數字化媒體等,好新聞的關鍵是要有一個好文本。圍繞文本,采、寫、編、策劃、傳播效果等都可以帶動起來。”

這些都有大量的“文本”實踐做依撐。如，《立于科學之巔的“女皇”——記著名華裔美籍物理學家吳建雄教授》，可以視作人物報道的“樣板”。文章信息量極大，人物刻畫鮮活，細節與情節有機結合，敘述與對話交相呼應，被冰心收錄于《當代卓越女性轉》篇首；1998年5月10日《實踐之樹常青——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作者胡福明》，可以看作是融現實紀念與歷史鉤沉的特稿寫作文本，既有新聞采訪，又有政論述評，在眾多相關報道中脫穎而出，令人印象深刻。還有那些曾轟動一時的“新聞策劃”，如“重塑理想”大討論（人民日報1993年5月5日，配發編者按刊發在頭版頭條），“一個美國專家看中國”（人民日報海外版2022年9月25日頭版頭條），“怎樣培養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人才”教育教學思想大討論和“大學生能不能刷廁所”等，都有效地通過系統化思維的“策劃”，化大學故事之“小”為時代新聞之“大”，化大學故事之“軟”為社會新聞之“硬”，化大學故事之“冷”為媒體新聞之“熱”，化一校故事之“孤”為全國高校新聞之“眾”。

除了這些煌煌大作，也有相當一部分的消息類新聞文風樸實、干凈利落，足以作為身邊事、身邊人的短故事“范文”。

當然，這些都與作者對“經典”的追求有很大關系。有一個可資驗證的細節：2013年，他在參加中國新聞獎評審時，在總結會議上發言,針對有些參評稿件質量堪憂的問題指出,中國新聞獎作為新聞界的國家最高獎,應該評出范文,要像中小學課本那樣,寧缺毋濫。這個發言，得到時任全國記協主席田聰明的高度評價，間接推動了中國記協關于中國新聞獎審核機制的出臺。

如何從關注身邊事情開始關注社會生活，如何從參與身邊事務開始參與公共事務，如何從記錄身邊新聞開始記錄時代進程，是方延明教授對大學新聞教育提出的又一個好問題，也做出了值得令人思考的回答。

“宣傳成為軟實力”——大學故事如何講

客觀說，新聞作品集的內容，在寫作時是出于“宣傳”考慮的，這是由寫作者的身份決定的。不管是時任南京大學校長曲欽岳院士所說的“宣傳也是生產力”，時任黨委書記洪銀興教授的“全校要向方延明學習”，抑或現任黨委書記胡金波教授的“新聞宣傳既是軟實力，也是先進生產力，新聞宣傳工作大有學問”，歸根到底，都是在闡述一個問題，大學故事如何講？

在國家層面，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是加強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重要任務。“中國故事”必然會分解成為一個個具象的“省份故事”“城市故事”“大學故事”“個人故事”，每一個人都是故事的生產者、講述者、傳播者。

對一所大學來講同樣如此。當每一個個體或機構都能講好自身的故事，最終必然會講好“中國故事”。北京大學中文系陳平原教授認為，大學的使命，除了傳播知識，更永遠的命題在于思考，以及挑戰各種成規。不同的大學，定位不同，所處城市不同，歷史文化不同，師資力量不同，其“思考”必然也不同，帶給學生的感受自然也不同。以讀書求學為例，筆者先后在河南師范大學、南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多所高校學習過，曾思考過各個大學校園文化的異同。河南師大的校訓是“厚德崇實，善學敏行”，南京大學的校訓是“誠樸雄偉，勵學敦行”，北京大學的校訓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清華大學的校訓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作為學生，我曾梳理分享不同學校的感受：在師大的日子里奇思異想，學習的是正氣；在南大的日子里靜思默想，學習的是靜氣；在北大的日子里胡思亂想，學習的是靈氣；在清華的日子里苦思冥想，學習的是大氣。

講好大學故事，既要思考為何講、對誰講、講什么、如何講，又要思考如何對標一個“尺度”，即突出一所大學的獨特性與不可替代性。無論是記錄教書育人、知識生產，還是傳播科學探索，絕不是千校一面、面目模糊、似是而非。好故事一定是個性使然的佳作。

講好大學故事，既要學會“無意炒作傳美名”，還要學會“有心策劃出精品”；既要講究“時度效”，還要留心“精氣神”；既要著眼于“宏大敘事”，還要留痕于“私人記憶”；既要看重理工科，推動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飛流直下”效應，還看重人文學科“潤物無聲”的潛移默化作用；既要敬畏、尊重學界的鴻碩大儒，也要親近寂寂無名的校園路人。

不管是“內宣”，還是“外宣”，就像陳平原教授筆下的“北大舊事”，這些也必然成為“南大舊事”。這些“歷史的草稿”會逐步演變為校園傳說，口口相傳，代代傳承，成為一個個“南大人”、一代代“南大人”走不出的風景和精神家園。

（原載《新聞戰線》2022年8月（上）作者高明勇 原標題《用新聞折射“大學之道” 用故事闡釋“大學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