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嚴復早年中西學兼收并蓄的學術經歷，以及對中國和西方社會的深刻思考，為后來他的中西會通及學理構建奠定了基礎。在留學回國后，面對甲午戰爭失敗后的中國，嚴復希望能通過翻譯斯賓塞相關思想及其著作，找到挽救國家危亡的途徑。嚴復利用自身西學的優勢并結合中國傳統文化，在斯賓塞社會學思想的影響下試圖構建系統的群學思想，以在思想層面為救國圖存作出自己的貢獻。

[關鍵詞]嚴復；中西會通；群學思想；斯賓塞

嚴復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翻譯家、啟蒙思想家、哲學家，對中國近代哲學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他積極引進西方思想文化，以自身的中學底蘊為積淀翻譯了多部西方著作。不僅如此，嚴復在翻譯西方著作時對應中國傳統文化加以解讀，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國近代民族思想啟蒙和社會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西會通的翻譯方式，也為跨文化交流互鑒提供了重要參考價值。

一、嚴復中西會通的優勢

1854年1月8日，嚴復出生于福建侯官縣（位于今福州市）一個中醫世家。福建地處沿海，海上交通運輸便利，是國內最早興辦洋式學堂的地區之一，也為嚴復接受西方教育提供了地理條件。嚴復的父親作為一名知識分子，非常重視其子的教育，嚴復從小跟隨父親讀書，先是進入私塾，后又跟從名師學習經學，積累了深厚的中學基礎。嚴復12歲時父親去世，迫于生計，嚴復進入船政學堂，在那里接受了5年的基礎西學教育。1877年，嚴復被派往英國繼續學習海軍技術。留學期間，他不僅更深入學習了西方的自然科學和海軍知識，還閱讀了大量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等著作。作為當時少有的更關注西方哲學思想的留學生，嚴復對該領域的了解頗深，從其好友郭嵩燾的日記中可看出這一點，“嚴又陵語西洋學術之精深，而苦窮年莫能殫其業。”通過留學期間的學習，嚴復對西方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科學有了充分的認識和了解，并且深受19世紀西方社會思潮的影響。

27歲的嚴復回國以后任職于李鴻章在天津創辦的北洋水師學堂，其間一直參加科舉考試，但屢次失敗。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最終北洋水師全軍覆沒，身為北洋水師總教習的嚴復備感憤慨和恥辱，其人生重心開始從爭取個人前途轉向關注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留學經歷使他看待中國問題的視角帶上了西方哲學思想的色彩，對中國當時的狀況也有著更深刻的理解。他意識到，只學習西方的技術、制度是遠遠不夠的，要想改變中國的命運必須轉變人們的思想。所以戊戌變法后，嚴復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翻譯西方著作上，把國家變革的希望寄托于傳播西方先進思想。

不僅如此，嚴復還非常重視中西學的格義。中國國門被強行打開后，大量西學涌入中國學術界，很多人認為中西學之間的關系是彼此對立、不相容的。對于嚴復來說，雖然他鼓勵民眾學習西方的語言、思想、自然科學等，但他更看重的是中西學的會通。他試圖通過比照西方思想、制度與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找出中國存在的弊端，并探索出一條改變中國的道路。在中西會通方面，很多中國近代思想家都在做著各自的努力，尤其在中國受到西方堅船利炮的攻擊以及西方繁榮強盛的刺激之下，以梁啟超、譚嗣同、嚴復、章太炎等為代表的近代中國哲學家們試圖以西學格義先秦諸子的思想，一方面是為了更好地宣揚西方先進思想，起到思想啟蒙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希望為中學注入新的內涵，使中學思想重新煥發活力。這一時期的學者雖然都對中西學進行格義，但他們大多不精于西文，也從未出國留學，多為通過傳教士宣傳的西學對中學進行會通，或是經由翻譯日本翻譯過的西學著作了解西方思想，對西學原著所傳達的含義難免存在理解偏差。而嚴復在格義方面西學功底極盡優勢，被譽為“中國西學第一人”。

嚴復在國外學習期間，正值達爾文進化論思想廣泛傳播，作為19世紀自然科學理論的重大發現之一，達爾文的進化論在當時的西方社會產生了極大影響。而與其同時代的英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的社會進化論思想，在當時被視作達爾文進化論在社會學上的延伸。斯賓塞的社會學思想對于重新認識社會有重要啟示作用，對當時及后世都產生了極大影響。嚴復便基于此展開自己的學理構建，并結合中國傳統思想對其進行闡述，同時從中尋找適用于中國問題的解決方案，開展救國圖存的行動。

二、以斯賓塞思想為基礎的群學思想

嚴復的社會學思想主要來自斯賓塞，1881年到1882年間，嚴復讀了斯賓塞的《社會學研究》后，對他的評價極高，受其影響頗深。此后，嚴復以斯賓塞思想為基礎，并糅合荀子、拉馬克、達爾文、赫胥黎等各家，會通《天演論》《群學肄言》《周易》《中庸》《大學》等著作，著手構建適用于中國的群學思想。

首先，嚴復系統介紹了進化論思想，有選擇地翻譯了赫胥黎的《倫理學與進化論》一書。之所以選譯這本書，是因為書中不僅完整地介紹了達爾文的進化思想，更重要的是“赫胥黎氏此書之恉，本以救斯賓塞任天為治之末流，其中所論，與吾古人有甚合者”。嚴復對書中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進行了完整介紹，著重強調了“物競”“天擇”“存其最宜”等概念，以指出生存競爭的殘酷。但嚴復借此想傳達的，是赫胥黎書中少有人提及的斯賓塞社會進化論思想，意在使進化觀念深入人類社會，肯定進化不只存在于自然界，更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國家存亡之際，“存其最宜者”的自強保種是嚴復所倡導的身處競爭環境下的應對之策。

嚴復雖然吸收了斯賓塞的社會學思想，但也不是完全認同。他不贊成斯賓塞社會進化過程是“任天而治”的觀點，而是更加贊成赫胥黎的觀點：“赫胥黎氏起而盡變故說，以為天不可獨任，要貴以人持天……而人之爭天而勝天者，又皆天事之所苞。是故天行人治，同歸天演。”赫胥黎強調“以人持天”，人類社會的進程可以通過自身努力來改變，社會進化中除天治外，還存有人治。嚴復吸收赫胥黎的觀念，在兩者之間更看重人治，認為人治能夠“立其所祈向之物，盡吾力焉，為致所宜。以輔相匡翼之，俾克自存，以可久可大也”，而非天治所致“而立者強，強者昌；不立者弱，弱乃滅亡，皆懸至信之格，而聽萬類之自己”。因此“人治之所以有功，即在反此天行之故”，只有人治才能使國家永存、種族不滅，并以此激勵處于弱勢的國人奮起反抗。

嚴復人治的著力點在于“民智、民力、民德”的進化，即民智的開化、民力的提升、民德的進步。嚴復認為，實現人治關鍵在于受治之人，他深感斯賓塞的“智、德、體”國民素質論的重要性，認為要想抵御外侮、國富民強，勢必要從改變國民性入手，要讓國民自強起來，奮起反抗，否則無以在外憂內患且殘酷的生存環境下立足。而嚴復深知國民素質的提升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國家的變革也非一蹴而就，這也是嚴復在社會改革發展過程中一直為保守一派、對暴力革命持反對態度的原因。

就社會有機體論，嚴復對有機做了詳細的解釋：“耳目手足，乃人身之器之機關……其物有生，又有機關，以司各種生理之功用者，謂之有機體。不佞前譯諸書，遇此等名詞，則翻官品。”同時他又指出有機體本身結構亦是復雜，復雜在于其分類難，“分類在無生之物皆易，而在有官之物皆難。”“今試言國家，則其為官品之列，不必待深辨而可知。”國家并非聚一群民眾，任其生存就足矣，而是要“分官設職，部勒經緯”。所以構成一國就如同人體般，各部分缺一不可，法律則如同人體血脈，貫穿上下。國家越大，分類越難，其復雜程度“將不下于諸生物”。然則嚴復指出：“治他學易，治群學難。”實施群學本身不易，如今又處在社會動蕩、國家危亡之際，因此對于社會的發展進程，嚴復的態度是：“諸公須知，欲社會進退，一切聽命于人為，此境不知何時可到。但今所可言者，必社會中文明人愈眾，此等分數愈多。”

嚴復通過社會有機體理論，強調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國群由每個小己構成，其中每個小己的品質，共同構成一個國家的面貌。嚴復強調小己的素質影響社會變化的同時，也在探尋小己和國群優先性的問題。在《原富》中，針對個人自由和國家自由孰重孰輕的問題，嚴復論道：“吾未見其民不自由者，其國可以自由也。其民之無權者，其國之可以有權也。”嚴復認為，只有個人擁有自由，國家才得自由，每個人都擁有權利，國家才能強盛。而在社會有機體論中，嚴復借用斯賓塞關于生物有機體與社會有機構成的差異，探索兩者關系。斯賓塞認為，治國不能從國利出發，不能為國家利益而犧牲人民利益。相反，只有人民富裕及權益得到保障，國家才能夠立足。對于斯賓塞的觀點，嚴復非常贊同，但嚴復進而指出中國自古以來重視集體主義精神，“謂小己之存，惟以國故，茍利于國，犧牲小己，乃為公道，即我中國舊義亦然。”對這種犧牲小己成全國家利益的現象嚴復不予茍同，但他又說道：“或曰古今之說各有所長，謂國立所以為民，此重人道之說也；而謂民生所以為國，此重公義之說也。由前之說，而后政平；由后之說，而后國固。兩者皆是，不可偏非，視時所宜用之而已。”即兩種治國方式，不能純粹評價哪一種是全然對的，要視具體情況而定。對于當時中國的國情而言，嚴復認為先民后國是不能救國家于危亡之中的，為國存而犧牲小己，為國家利益而犧牲個人利益，才能從泥濘之中拯救中國。所以在個人和國家的關系中，他雖然贊同斯賓塞的觀點，但同時又認為中國當時的狀況還不能達到先利己后立群，人民和國家是共存的，沒有國家則無從談及民利。因此，嚴復呼吁國民能夠為國家存亡而勇于犧牲小我，為國家、為民族獨立而戰斗。

三、中西會通下嚴復的群學思想

首先，就“群學”而言，嚴復將斯賓塞的社會學思想與荀子的群道思想會通，把斯賓塞的《社會學研究》譯為《群學肄言》。在“群學”二字上，嚴復取荀子所言，“荀卿曰：‘民生有群。’群也者，人道所不能外也。群有數等，社會者，有法之群也。社會，商工政學莫不有之，而最重之義，極于成國。”“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以其能群也。”在嚴復看來，荀子“群道”思想的核心便是人非禽獸，人能群生，這也是人在生存競爭中取勝的法寶。不僅如此，用荀子群道思想與之會通，還因荀子把群道與國家相聯結：“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這種合群保種的思想也是嚴復把社會學譯為群學的目的所在。Sociology雖被譯為“群學”，但在表述中，嚴復所定義的群的范圍要大于社會，社會只是其中的有法之群。而在社會中，最重要之義莫過于“極于成國”之說。嚴復這樣會通，一則是通過中國傳統文化更好地讓國人理解“社會”的含義，體會該書內涵的深意；二則是強調國家之義，中國正值存亡之際，嚴復希望能激發國人克己為群的愛國之心。

其次，對于把Study譯為“肄言”，也不能僅從字面意思理解。嚴復在自序中解釋道：“肄言何？發專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故肄言科而有之。”這里的肄言所指的是“言所以治群學之涂術而已”。嚴復翻譯此書的目的就在于從群學中找到治國之術，“肄言”二字就有“探索”之意。

再次，嚴復通過會通《周易》中的“易道”介紹斯賓塞的進化論思想，“斯賓塞爾者……其為天演界說曰：‘翕以合質，辟以出力，始簡易而終雜糅。’而《易》則曰：‘坤其靜也翕，其動也辟。’”“‘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之旨，尤與‘熱力平均，天地乃毀’之言相發明也。”在嚴復看來，天演是“質力雜糅，相劑為變者也”，這與“乾”“坤”相通，乾坤為一陰一陽，陰陽內含“剛柔相推而生變化”的機制，為易道之旨。因此，“天演”與“易道”亦是相通的，嚴復借陰陽相濟為萬事萬物總的發展規律，來解釋進化為一切事物的發展方式。不僅如此，嚴復在譯《群學肄言》中，使斯賓塞進化論與《中庸》會通：“儲能、效實乃力學理學家常語，即中庸之中和。”他認為，斯賓塞所講的“力的持久性”最終通過進化達到一種終極平衡，這與中國儒家所求的中庸之道，即不偏不倚、不過不及的“致中和”的狀態是有契合之處的。同時，他也想通過會通《中庸》調和在《天演論》中立論過猛而造成人們對社會發展進程過于激進的態度。

總之，嚴復使用中西會通的翻譯方式，糅合各家思想后構建了群學理念，而其初衷并非有些學者所認為的，是出于對某個人思想的崇拜，而非從純學理的角度去構建他的哲學系統。作為一名擁有深厚個人學識并且從海外留學歸來的學者，在親眼見證中西之間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差距后，面對中國生死存亡、百業待興的現狀，嚴復想用自己所長探求救國的方法。而斯賓塞的社會學思想，正好與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的嚴復心中根植的集體主義精神等相契合。可以說，嚴復關于群學的翻譯、會通都是為宣揚合群保種、克己為群、以人持天的思想而作。嚴復作為擁有留學經歷的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回國后并沒有只著眼于自身，而是投身于救國救民的事業中去，這種精神和行為值得后人學習和敬仰。而其以中西會通的方式傳播西方思想，對當代不同文明間如何更好地交流互鑒，也是一種頗具參考價值的實踐經驗。（作者 李舒就讀于新疆師范大學政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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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神州學人》（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