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來華留學教育發展迅猛，中國已成為僅次于美國和英國的世界第三大留學目的地國，高等教育國際影響力顯著提升。與此同時，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單邊主義、保護主義上升，不斷沖擊全球發展格局，各種可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因素明顯增多。在此背景下，分析世界最大留學目的地國——美國留學生教育的發展現狀和動因，有助于為后疫情時代來華留學教育高質量發展提供策略參考。

數據觀察美國留學生教育

美國國際教育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IIE）發布的《2023年度美國門戶開放報告》顯示，2023年美國留學生規模為105.7萬人，同比增長11.5%，但相比疫情前2019年的109.5萬人，下降約3.47%。2015年至2019年赴美留學生曾連續5年超過百萬大關。歷史數據顯示，近70年來，美國的留學生人數逐年增長，增速有慢有快。如圖所示，自1948年起，歷時18年，美國留學生人數從2.5萬到突破10萬人；再歷時33年達到50萬人；而后到突破100萬人時，僅歷時16年。

2008年金融危機前后，受美國國內政治形勢和經濟需求利好影響，赴美留學人數呈快速增長態勢，2010年至2019年凈增留學生40余萬人，堪稱留學美國黃金十年（被認為是繼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黃金五年之外的另一高峰期）。新冠疫情暴發后，2020年至2022年期間，赴美留學人數一度大幅下降。但最新數據顯示，2023年赴美留學人數實現了暴增，說明疫情對赴美留學的影響已逐漸消散。

具體而言，從在讀學歷層次的情況看，2022-2023學年赴美留學的研究生與本科生人數差距進一步擴大：國際研究生人數為467027人，同比增長21.3%，超過上一學年的17%。其中，碩士生人數達294923人，同比增長37.1%；博士生人數達141301人，同比增長4.3%；本科生人數達347602人，同比增長0.9%，基本與上一學年持平。從留學生來源國（地區）情況看，主要來源國（地區）為亞非拉新興大國和經濟體。中國內地學生以27.4%位列第一，印度學生以25.4%位列其次，同比增長35%，與中國內地學生的人數差距越來越小。從所學專業情況看，STEM專業熱度依然不減，有55%的國際學生選擇了STEM專業，其中數學和計算機科學依然是最大熱門，其次是工程類以及商科和管理類專業。

美國緣何重視發展留學生教育

美國著名比較教育學家、高等教育理論家菲利普·G·阿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認為美國等發達國家對留學生具有7種“拉力”：向留學生提供獎學金、良好的教育質量、完善的硬件設施、較高的入學機會、政治環境相對穩定、經濟發達、獲得豐富的國際生活體驗的機會。同時，高等教育學者皮爾斯·蘇珊（Pearce Susan C）認為留學生對美國多樣性而言至關重要，多數留學生畢業后作為高素質的勞動者留在美國，為美國高等教育帶去豐富多樣的信息與觀念，幫助美國人打開交流渠道和視野。可見，留學生教育與國家發展之間存在雙向驅動作用。從客觀角度來說，外交層面的國際關系變化、國家利益本能驅動、經濟社會發展需要、高等學府聲譽追求等因素是美國持續發展留學生教育的主要動因。

一是文化外交的戰略需求。

1942年，耶魯大學教授特納（Frank M. Turner）在美國國務院委托研究的備忘錄中提出了“文化外交”這一概念，認為世界文化中心已從歐洲轉移到美國，美國將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對世界進行全面領導。1946年，參議員富布賴特（James William Fulbright）針對美國在他國的戰后剩余物資處理問題，提出了著名的《富布賴特法案》（Fulbright Act），即利用處置這些物資的所得款項資助美國學者或學生到國外學習、研究、交流，或支付外國學生到美國學習的交通費用，促進了文化外交具體實踐的形成。1961年通過的《富布賴特-海斯法案》（Fulbright-Hays Act）又實現了富布賴特項目的“政府行為和私人行為的共生關系”，使其逐漸成為全世界國際教育項目的典范。該項目實施70多年來，共資助了超過155個國家的數十萬學者、學生、教育工作者，并培養出數十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和國家元首。

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的“國家軟實力”與文化外交具有天然聯系。雖然“文化”“政治價值觀”“外交政策”是構成國家軟實力的三駕馬車，但文化軟實力的可塑性和靈活性更強，彌散性、滲透性、粘合性更長久，更能達到“潤物細無聲”的效果。美國以富布賴特項目為代表的留學生項目，是促使其文化外交戰略獲得巨大成功的重要支撐。

二是科技發展的人才需求。

從正向動因來說，1957年蘇聯成功發射人類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消息在美國引起強烈震動，被稱為“第二次珍珠港事件”，美國社會紛紛認為是因為學校沒有培養出一流的科技人才而導致其落后于蘇聯。隨后，美國政府出臺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國防教育法》，提出學校教育要與國家安全相結合，采取了密集措施并促成美國于1969年實現了人類首次登月。事實上，盡管美國將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但中間層有許多來自世界各國的研發人員，受優良的科研條件、環境和待遇吸引而來。這些研究人員大多接受過美國的高等教育，具有深刻的留學美國烙印，在美國的高科技發展中貢獻了重要力量。

從負向動因來說，2001年“9·11”事件給美國帶來的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威脅，使留學生教育向“對跨國聯盟的價值認可”的方向轉變。因此，美國一方面既需要留學生服務于國家社會安全，另一方面又擔心高精尖知識“泄露”，于是呈現出開放與控制并行的矛盾現象。

三是經濟利益的現實需求。

2008年金融危機后教育資源的國際流動愈加頻繁，基于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化理念，留學生教育作為“無煙產業”受到世界主要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的重視。截至2018年，全球留學生人數已突破500萬人。如表所示，從2011年至2018年，世界前8名之外的留學目的地國占全球留學生總規模的比例下降9個百分點。除美國外，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等同樣使用英語教學且同為留學大國的發達國家和地區，因其開放的政策和高質量的教育水平，所占全球留學生教育版圖越來越大。其中，英國表現總體穩健，雖占比略有下降，但從實際上看有著明顯進步。而中國、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因地緣優勢和文化吸引力，逐漸成為留學的熱門選擇。

美國國際教育工作者協會（NAFSA）數據顯示，2018年，在美留學生對美國經濟的貢獻達447億美元。加州灣區是美國一流大學和高科技企業的聚集地。道格拉斯（Douglass J A）等人認為，美國針對灣區的國際教育發展戰略，將為當地額外帶來每年10億美元的直接經濟效益。而在金融危機乃至新冠疫情之后，美國政府削減了對公立高校的經費支持，而私立大學也同樣面臨捐贈收入減少的困境。因此，通過擴大留學生的招生規模，獲取多倍于本土學生的高額學費，成為美國高校破解經費難題的重要措施。

四是一流大學的本質需求。

美國諸多名校校長都有他國留學經歷，十分清楚留學生教育對于學校國際聲譽和影響力的意義。判斷世界一流大學的一條最基本的標準，就是其能否吸引世界一流學生來求學。人才始終是發展的第一資源，沒有頂尖人才，就談不上世界一流大學。“威斯康星思想”誕生地威斯康星大學，早已把服務本州的理念放大到服務全球，通過吸收留學生、召開國際會議、派出教授到國外教學等形式服務全球化教育目標，贏得國際一流聲譽。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是以“多元文化”著稱于世界的一流大學，其第二任校長吉爾曼（Daniel Coit Gilman）曾闡述過留學生教育對加州的益處，認為留學生對于學術研究、文化交流和經濟發展均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而加州可以利用地理優勢培養具有啟蒙思想的亞洲學生。100多年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始終認為，學生的多樣性是學校獲得創新觀念和取得創造性成就的源泉。基于此，該校教育研究中心總結認為，“教育理念、經濟因素和進一步提高學校聲譽的追求”是發展留學生教育的最主要動力，并將“自由”“包容”“多元文化”的辦學思想延續至今。

做強“留學中國”品牌 促進建設教育強國

中國現已成為亞洲第一、世界第三大留學目的地國，但在總體實力上仍與美國等發達國家存在差距。通過借鑒美國發展留學生教育的經驗措施，本文嘗試提出面向后疫情時代發展我國來華留學教育的策略建議。

堅持服務國家外交大局。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給來華留學生回信，鼓勵他們為促進各國人民民心相通發揮積極作用，為深化國家間友誼與合作積極貢獻力量。《教育部等八部門關于加快和擴大新時代教育對外開放的意見》的印發，宣示了我國堅持教育對外開放不動搖的決心。從目前情況看，雖然中國很難直接獲得如同美國培養留學生的科技創新紅利和留學經濟效益，但可以參考借鑒美國在二戰后重塑全球格局的關鍵節點上，通過文化外交手段和文化軟實力擴散來獲取深厚國際人脈資源的策略。同時，來華留學教育應堅持中國特色，以打造“一帶一路”教育行動升級版為抓手，提供智力、人力、技術、文化、情感等多方面支持，擴大教育國際公共產品供給，使來華留學生成為深化中外友好合作的橋梁和紐帶。

科學統籌規模、質量與效益。后疫情時代，中國高校應從“高增速”向“高質量”的發展方式轉變，通過擴大學歷生規模穩住基本盤，同時優化生源質量和結構，不唯規模論英雄。深化“提質增效”發展主題，通過實施質量規范、完善質量標準、強化質量保障、建設專業隊伍等方式，做強“留學中國”品牌。提升國際化辦學貢獻度，開展校企合作培養來華留學生，為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培養更多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落地一批“小而美”的合作項目，助力中資企業拓展海外市場。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通過來華留學教育強口碑，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大力推進中國技術和中國標準“走出去”，以過硬的教育質量和科技創新環境提升國際競爭力，打造更具競爭力的來華留學教育。

推動構建完善的治理體系。經過疫情大考，可望探索構建“一體化推進、趨同化培養、規范化管理”的來華留學生治理體系，不斷提升高校治理能力。一體化推進表現為，高等院校作為來華留學生培養主體，與教育、外事、公安、安全、衛生、海關等政府部門合力下好“一盤棋”。明確各主體權力責任，協同完善來華留學教育治理體系。趨同化培養表現為，高等院校對中外學生的培養過程趨同。但要注意，“趨同”不是“等同”，在趨同化的過程中仍然要兼顧差異化發展。厘清相關職能部門的職責劃分，發揮績效考核的指揮棒作用；強化專業院系責任，推動培養過程精細化的重心下沉。規范化管理表現為，高校要打好“信息化、網格化、剛性化、人性化”組合拳：加快發展留學生教育信息化，提高數字技術勝任力；加強留學生管理隊伍和輔導員隊伍建設，建立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網格化管理體系；構建常態化留學生教育督導機制，使獎懲機制更加剛性化；加強來華留學生中國國情教育，組織開展跨文化交流活動；加強人文關懷和心理疏導，實現人性化管理方式。（作者王新瑞系河海大學國際教育學院副研究員，繆婧萱系南京理工大學國際教育學院招生辦公室主任。本文基金項目：2022年度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后疫情”時代做強“留學中國”品牌的多維動力與路徑研究[2022SJYB0030]；2021年度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新時代來華留學生教育中的中國文化傳播策略研究——基于“一帶一路”倡議視角[2021SJA0019]；河海大學2022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后疫情時代”高等教育國際化面臨的問題與對策研究[編號：B220201103]）

來源：《神州學人》（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