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等十七部門聯合印發《家校社協同育人“教聯體”工作方案》（簡稱《方案》），明確指出“家校社協同育人‘教聯體’旨在促進中小學生健康成長，以學校為核心，區域為基本單位，資源為聯結，推動家庭、學校和社會三方有效協同合作的一種工作機制”。該機制由政府、相關職能機構、教育機構、家庭、社區街道以及社會資源單位共同構成“教聯體”，針對教育高質量發展的需求，解決當前教育領域面臨的挑戰，并為實現教育強國目標提供了一次全面的社會動員。

一、準確把握當前教育高質量發展面臨的挑戰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基礎教育質量有了顯著的提升。然而，中小學生群體中出現的視力問題、肥胖問題以及心理健康問題依然顯著。學生的學業壓力沉重、沉迷于電子游戲、創新能力和社會責任感的培養不足等問題尚未得到根本性改善。盡管教育工作者和家長均付出了巨大努力，教育領域內的“內卷”現象并未得到有效緩解。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變革未能與科技、社會的發展需求同步，形成了教育高質量發展的重大挑戰，而應對這一挑戰，也需要跳出教育系統，從更高層面、更寬空間來協同變革。

一是國家發展模式正從“模仿追趕”轉向“創新驅動”。傳統的教育模式，即統一教學內容和標準化考試，已無法滿足當前教育、人才培養以及科技創新一體化的國家戰略需求。教育的核心目標應轉向為全體學生提供高質量的教育，而這種高質量教育的內涵并非單純追求考試成績的優異，而是指德智體美勞等方面全面發展的教育質量。此外，高質量教育還應強調教育內容的多樣化和實踐性，這要求教育體系提供更為廣闊的學習空間和更為開放的教育資源作為支撐。

二是活動空間不斷提升，極大擴展了學生活動和體驗的空間。國家高鐵和高速公路網絡的建設顯著提升了城市間的流動性，而大都市地鐵系統的廣泛覆蓋也極大擴展了中小學生可到達的學習空間。當前，中小學校可利用的教育資源已超越了校內及周邊地區的界限。近年來，國家積極發展科技館、博物館、圖書館等校外教育場所，校外素質類活動與培訓機構亦實現了大規模發展。因此，迫切需要建立一種機制，以挖掘和整合這些資源，促進學校教育與校外教育的有效聯動。

三是以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為標志的科技進步正以驚人的速度發展，數字領域已經成為中小學生獲取知識和進行娛樂、交流的關鍵平臺。數字世界的興起極大豐富了學生的學習和探索活動，激發了他們的想象力。然而，隨之而來的諸如沉迷于網絡游戲和短視頻、遭受網絡暴力等問題也引起了廣泛關注。該領域亟須通過政策和機制的制定與實施來進行規范和引導。由于涉及的范圍廣泛且難度巨大，全球范圍內尚缺乏有效的經驗可供借鑒。

四是隨著國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和家庭收入持續增長，家庭教育投資顯著增加。同時，社會公益力量對教育的支持方式也呈現出快速增長的趨勢。教育投資模式已從以政府為主導的自上而下的主要來源，轉變為政府、社會和家庭多渠道供給的復合型結構，協同與引導教育投入成為一個新課題。

五是家長的教育水平普遍提升，對學校教育的關注與關切顯著增強，對子女教育的多元化需求日益凸顯。借助于朋友圈、視頻號等互聯網技術，家長的影響力顯著增強，這削弱了傳統上學校與教師所擁有的權威和優勢，導致家校之間的矛盾日益增多，對家校社協同的需求明顯提升。

六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依然存在，人口的劇烈變動以及人口向城鎮集中的趨勢加大了區域間教育資源的差異。東部、中部、西部不同地區以及城市與農村的教育正面臨各自獨特的挑戰。

綜合上述六點，教育質量的進一步提升亟須一種全新的教育模式。因此，家校社協同育人的“教聯體”應運而生，以期解決當前教育面臨的挑戰。

二、深刻理解“教聯體”協同育人的新邏輯

家校社協同育人的理念并非首次提出，政府、相關部門、學校、家庭、社區等在育人方面的職責分工早已明確。盡管分工與資源的配置原本就存在，但當前《方案》所提出的創新點何在？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學重大項目“學校家庭社會協同育人機制研究”課題組通過對22個省份的調查研究揭示如下一些問題，領導小組或聯席會議機制的缺失或運行不暢（占61.21%）、部門間協同合作程度偏低（占69.41%）、上級政策支持不足（占58.39%）、缺乏評估制度（占57.84%）等問題尤為顯著[1]。基于此，《方案》旨在持續提升“教聯體”工作的效能，致力于實現高質量的“聯責任、聯資源、聯空間”，以解決育人過程中的難題，這構成了《方案》的核心邏輯。

一是必須從更高質量和均衡性的視角審視協同育人的實施。在現實中，知名學府或具備較強領導能力的校長往往能夠更容易獲取優質教育資源，這導致了學校間在資源分配上的實際不平等。因此，政府及相關部門應當在宏觀層面確保學校在主動爭取資源與不同學校所獲資源之間達到平衡。同時，鑒于家庭背景的多樣性，那些具有特殊地位和較強能力的家長更有可能為自己的子女獲取優質教育資源。因此，家校社三方需要通過協同合作為處于弱勢地位家庭的子女提供更多的高質量學習機會。

二是學校教育不應僅聚焦于學術成就，不應將協同育人的重點局限于提升學業成績。當前，單一的學業成績已無法充分滿足個人發展及社會需求。協同育人應更加注重個體的全面發展與個性化發展。例如，應促進學生在身體、情感、智力、社會性、審美和精神等六個方面的和諧發展，并且重視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問題解決能力、社交合作技能以及健康安全意識等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三是提升“教聯體”協同質量是關鍵所在。英國管理學學者格里·斯托克（Gerry Stoker）提出：“在涉及復雜思想交流和眾多參與者合作的活動中，社會關系質量對活動有效結果的獲得具有顯著影響。”當前面臨的挑戰在于如何激發“教聯體”各組成單位以適當方式積極參與，這涉及動力機制的構建問題。社會科學研究揭示了人們參與地方公民生活的動機因素，包括能力、自愿性、授權、邀請以及響應性等，每一種因素均具有其特定的作用機制和針對性的發展目標[2]。

四是強調兒童視角，凸顯協同育人過程中兒童的主動性。兒童不僅是教育和服務的對象，更是能夠發揮主體作用的力量。在資源供給和協同機制建設過程中，必須重視兒童的意見，賦予他們在爭取、選擇、應用資源時更多的自主權，以防止兒童被安排或被協同，確保兒童成為協同育人的核心參與者。

五是提升協同預防的前瞻性和主動性至關重要，不可等學生出現嚴重問題后才投入大量努力進行協調與補救。在近視及心理問題的防治領域，此問題尤為突出。研究顯示，戶外活動時間與近視及心理問題的發生率呈顯著負相關。因此，自兒童出生起，便需要通過有效的宣傳教育手段，引導家長增加兒童戶外活動時間、減少電子屏幕使用時間。一旦近視和心理問題形成，其修復效果往往不佳，且成本高昂。因此，協同預防應作為主要策略，協同救治則應作為輔助手段，這應該成為協同育人的重要原則。

六是必須超越學校地理位置的限制，將所有可接觸資源納入協同范圍，這顯然也包括數字化資源。進一步而言，應促進學校深度開放，將學校與社會視為一個整體空間進行考量，而不僅僅局限于校內服務資源。應將兒童可接觸的整個空間視為變革與協同的系統，進行綜合考慮。

七是必須深入理解并尊重地域及人群間的差異性。各地區文化差異顯著、習慣各異，即便在同一地區，個體間的能力與價值觀差異亦頗為巨大。在資源的整合、供給與利用過程中，對差異的理解與尊重顯得尤為關鍵。此過程對協同組織能力、跨界領導力以及社會教育力提出了挑戰，要求在不同層面予以充分關注。

八是協同不僅為兒童的健康與安全成長提供了保障，亦是實現社會資源利用最大化之必要條件，更是減少社會內耗的新途徑。以日本為例，該國推行就近入學政策，要求學生步行至校，禁止家長接送年齡稍大的學生。由于中小學生統一著裝校服，因此在學生上下學期間，路人及沿街商鋪工作人員均會提供幫助與監督，確保學生安全。此舉不僅緩解了學校周邊的交通擁堵問題，也減輕了家長接送孩子的負擔。從協同的角度來看，其根本任務在于通過協同提升社會整體的安全水平，而非單純增強保護兒童安全的社會能力。此外，協同亦能促進社會資源的深度利用，更好地發揮現有資源的價值。例如，在上課時間組織學生參觀科技館、博物館，可有效緩解節假日場館擁擠狀況；又如，在非節假日組織學生前往鄰近城市進行研學活動，有助于減少淡季高鐵運力的空置。

三、持續推進“教聯體”協同育人的核心環節

在推進協同育人“教聯體”過程中，必須在組織架構上構建多層次的聯席會議體系，以教育優先發展為共識，明確教育過程中亟待解決的難題，以解決這些難題為目標，確立各參與單位的責任分工與年度項目計劃，最終逐步推進，解決相關問題。特別需要關注的是，在協同過程中如何激發各參與單位的動力。根據過往經驗，易于操作且成效顯著的任務往往吸引眾多參與者，而面對挑戰性任務時，參與者則顯得猶豫不決，討論多而實際行動少。《方案》中提出分兩個階段構建以縣域為核心的“教聯體”機構，雖然在構建上相對容易，但關鍵在于其能否真正發揮預期功能并有效解決教育難題。那么，其核心環節包括哪些呢？

一是必須充分發揮教育部門及學校在協同育人中的主導作用。教育部門應從頂層設計層面著手，深入研究并落實大幅度降低學生共同學習內容的要求，縮減必修學科的學習時間。此舉旨在激勵學生利用社會資源參與社會實踐，促進個性特長的發展。若學生仍被沉重的學業負擔所困擾，協同育人將缺乏必要的時空支持，學生的健康快樂成長亦將受到負面影響。在減輕學生課業負擔的基礎上，學校應基于全面發展的教育理念，將學生全面發展的需求轉化為具體的工作清單，并提交至上級聯席會議，以確保各項措施得以落實與推進。

二是家庭在協同育人過程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家長作為孩子的首任教師，其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并非輔導作業，家庭教育的核心在于親情的培育和親子間的互動。一方面，需要提升家長對教育的認識，鼓勵家長與孩子共同進行閱讀和體育活動。可以通過學校或社會機構舉辦的家長學校、社區學校等途徑，指導家長提高家庭教育的能力和理念；另一方面，家長所在的工作單位亦應避免推行“996”模式，倡導合理的工作時間，以便家長能夠投入更多時間陪伴孩子，這無疑需要社會各界的廣泛宣傳與協同合作。

三是促進學校與社區共同體作用的發揮。學校在日常運營中常面臨周邊居民的投訴，例如廣播操聲影響居民休息、學生喧嘩以及上下學期間交通擁堵等問題。這些問題的根源在于學校與社區居民之間缺乏共同體意識。實際上，若學校能在放學后及節假日向社區居民開放體育設施、圖書館和停車場等資源，社區居民將更傾向于將學校視為共同的教育空間。此外，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參與社區組織的才藝展示或環保公益活動，將有助于加強學校與社區間的情感紐帶。社區內增設供兒童放學后休閑娛樂的場所，并定期舉辦社區集市及親子活動，將促進學校與社區的雙向協同合作。通過這些措施，社區居民的共同體意識會得到增強，進而促進學校與社區間的相互理解，為區域內的教育環境營造增添和諧的氛圍。

四是深度挖掘家長參與學校治理的潛力。探討家長參與的方式、提升家長參與層次以及增強家長參與效果，均是家校社“教聯體”工作的重要議題。傳統上，家長會作為教師與家長交流的平臺，家長的角色定位為學校教育的輔助者，其關注焦點局限于子女的學習狀況與表現。接下來，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頒布后，學校普遍設立了家長委員會，該委員會作為家校聯合層面的一個組織，其特征在于關注學生群體，家長委員會成員對學校的狀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們的角色也逐漸轉變為學校教育的志愿者及教育輔助者。《方案》中提出的“教聯體”則進一步強調了學校、家庭與社區之間的溝通，屬于決策層面的機制，其服務對象為區域內所有學生，通過參與方的相互尊重與信任，大家都要成為區域學校教育的共同決策者及兒童利益的倡導者。因此，家長和社會參與學校治理，要實現常規化、互動性及富有成效的交流與溝通，亟須組織化與機制化的支撐，同時家長深度參與學校治理也是一個學習與磨合的過程。

五是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協同育人理論體系。協同育人作為一種深刻的社會動員形式，亦是社會治理模式的范式轉型，其實踐指導需要依托于系統化的理論構建。通過將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與現代科學技術、教育理論的創新性融合，我們有望孕育出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教育新范式。這一過程不僅體現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創新精神，而且為教育強國戰略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支撐。為實現此目標，必須構建跨層次的協同育人專家團隊，從戰略高度深入研究協同育人的制度架構，并從戰術角度總結實踐中的推進路徑與方法。

六是促進社會公益機構的協同育人功能。社會公益機構作為教育資源整合的高效潤滑劑與融合劑，發揮著連接、協調、聯合、協作等多重作用，能夠深入到社區、學校及家庭層面。此類機構能夠提供包括圖書、教育材料及活動場地在內的多樣化教育資源，這些資源的投入有助于豐富學校與社區教育活動的內容，進而提升教育質量。同時，社會公益組織還能夠策劃并執行各類教育活動，如科普講座、文化活動及志愿服務等，這些活動不僅能夠充實學生的課外生活，還有助于培養其社會責任感與實踐能力。此外，部分社會公益組織亦可能提供資金援助，用于學校建設與教育項目的推進，或對經濟困難家庭給予支持，從而減輕家庭在育人方面的經濟壓力。

七是激發基層活力，構建協同解決育人問題的示范性案例。從理念到實踐的協同育人，亟須具有指導意義的生動實踐案例。針對青少年近視、心理健康、沉迷手機、校園霸凌等問題，以及對留守兒童、困境兒童、流動兒童的援助，基層已涌現出諸多成功案例，亟待進行系統性的總結與提煉。在社會資源整合方面，不同地區和學校亦展現出諸多富有成效的實踐，例如上海科技館的館校合作、科創校長空間站、一平米博物館等項目，均受到中小學校的廣泛歡迎，并成為中小學科學教育的創新平臺。

好的童年可以治愈人的一生，不好的童年需要人用一生去治愈。協同育人理念強調在中小學教育階段為所有學生營造一個促進其健康快樂成長的生態環境。為實現此目標，“教聯體”的建設需要遵循制度化布局、專業化推進、項目化落實、多樣化實施、標準化評價的原則。通過一系列措施，確保政府層面的規劃、部門層面的計劃、學校層面的方向、家庭層面的信心、社區層面的空間以及單位層面的準備能夠相互配合，形成一個全方位的協同育人體系，最終構建起一個“人人、事事、時時、處處”均能實現高質量協同的育人環境。

參考文獻：

[1] 康麗穎. 健全校家社協同育人機制：政策內涵、現實困擾與工作路徑[J]，人民教育，2023（24），29-32.

[2] 張永. 美國家校社合作的兩種層次理論及啟示[J]，全球教育展望，2021（03），106-117.

（倪閩景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上海科技館館長）

《人民教育》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