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人才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美國政府卻于5月22日出臺了一項極具爭議的政策——取消哈佛大學“學生和交流訪問學者項目”（SEVP）認證，全面禁止其招收國際學生。此令一出，多國政府與多所全球頂尖高校迅速反應，紛紛向受影響的哈佛國際學生及學者拋出橄欖枝。

縱覽近現代史，英國、法國、德國、美國能夠先后崛起并成為世界強國，關鍵在于其培養和匯聚了大批創新人才與頂尖科學家。我國同樣深刻認識到這一發展規律，并始終將戰略人才力量建設擺在突出位置。黨的二十大報告首次對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進行專章部署，深刻揭示了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的內在規律，以及對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世界教育強國的關鍵作用。

博士后科研人才是國際創新體系的核心力量之一，在為高校注入新鮮血液、促進企業技術革新、支撐科研院所探索前沿科技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他們是塑造國家未來教育和科研事業的中堅力量。隨著全球科技格局的深度重構，世界各國圍繞頂尖人才的爭奪已進入白熱化階段，系統研判發達國家戰略人才梯隊建設、科研生態環境和制度創新等方面的經驗與趨勢，將有助于我國持續優化支持創新的人才制度體系，打造一支能夠擔當時代使命的國家戰略人才隊伍。

中法兩國在教育及科研人才培養領域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形成了廣泛的民意基礎和堅實的合作共識。系統了解中法兩國博士后制度在政策導向、管理模式、資助方式、工作性質和培養目標等方面的特點，不僅有利于我國取長補短、探索并優化國家戰略人才自主培養的措施，也將為人才規劃自身職業發展路徑提供參考。

中法博士后制度各具特色

其一，博士后制度的初創：“戰略驅動型”與“需求牽引型”。

上世紀80年代，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教授兩次致信黨和國家領導人，建議中國設立博士后科研流動站并推行博士后制度。他在信中強調，取得博士學位僅是科研人才培養的一個環節，青年博士還須在活躍的學術環境中接受兩至六年的獨立科研訓練，才能真正成熟。為此，他建議在高校和科研機構中設立特殊崗位，選拔新近畢業的博士從事博士后研究，使之成長為高水平的專業人才。在李政道的大力倡導下，1985年7月，國務院正式下發試辦博士后科研流動站的政策文件，首批設立了102個博士后科研流動站。該文件的下發標志著博士后制度在我國正式確立。

博士后制度在法國的普及可追溯至上世紀90年代。博士后在法國被看作是邁向科研生涯的第一步，也就是成為大學教研人員或研究院所科研人員的過渡階段，其主要目的是提高青年研究人員的科研素養和創新思維。在2003年以前，法國博士和博士后研究人員的身份均為國家公務員，其勞動合同屬于無固定期限合同（Contrat à durée indéterminé），只有少數由歐盟或者醫學基金支持的博士和博士后會簽訂固定期限勞動合同（Contrat à durée déterminé）。

法國勃艮第歐洲大學（Université Bourgogne Europe）教育研究所（Institut de recherche sur l’éducation）的一項調研顯示，1997年完成答辯的法國博士失業率整體達5.1%，這一比例在化學學科更高，達9.2%。到了1999年，完成答辯的博士整體失業率達到7%，化學學科則高達14%（見表）。 

為了緩解高層次人才就業壓力并擴大科研人才隊伍規模，法國政府在1999年嘗試推出專門面向外籍博士畢業生的100個非公務員研究崗位。這些崗位為研究人員提供12個月的勞動合同，并給予每月1830歐元的科研經費支持。2003年，法國研究部將這一政策覆蓋面擴展至本國和海外博士、博士后群體，增設400個非公職人員崗位，并將合同期限延長至1-2年。至此，法國博士后研究人員的身份定位實現了重要轉型——從原來的國家公務員逐步轉變為“公共機構的合同制員工”。

其二，博士后制度的管理機制：“政府主導、多元協作”與“政府支持、靈活分散”。

我國自創立博士后制度以來，其管理制度的演變經歷了從“政府主導”到“政府主導、多元協作”的過程。從管理方式來看，隨著博士后人才隊伍的快速壯大，其管理模式逐漸從“中央（全國博士后管理委員會辦公室）-設站單位”的二級管理模式過渡到“中央（全國博士后管理委員會）-地方政府-設站單位”的三級管理模式。從經費來源上看，隨著經濟的多樣化發展，博士后科研經費主要來源開始從單一的國家財政撥款過渡到國家財政撥款、地方政府資助、設站單位自籌、機構社團贊助的多渠道支持。

雖然法國教育體系歷來都有中央集權的傳統，但國家對博士后科研人員的培養和管理迄今并沒有單獨的機構和統一固定的模式。從管理方式來看，由各教學與科研機構自主招聘、管理并考核博士后，其標準各異。從經費來源上看，法國博士后的資助經費也從最初的國家財政撥款向多元化發展，資助主體包括法國高等教育與研究部、國家科研署（ANR）、各科研機構實驗室（如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大學或大學校、其他部委或研究基金會、歐盟等國際組織、地方政府或企業等。這種分散化管理模式與法國傳統的中央集權教育體系形成了鮮明對比。

其三，博士后培養目標：“培養-工作雙軌制”與“實操積累制”。

中國博士后制度在設立之初，便明確了“培養和使用相結合，在使用中培養”的青年人才自主培養路徑，并始終強調在培養和實踐中造就高層次人才。以筆者所在的武漢大學文化遺產智能計算實驗室為例，該實驗室會定期舉辦博士論壇、專家講座，以及如腦功能近紅外成像技術、眼動追蹤等前沿科技培訓，在保障博士后科研工作的同時，著力拓展其跨學科視野。此外，實驗室以深度參與學術論壇的組織、科研項目的推進為抓手，將理論知識轉化為實踐，致力于打破“重使用、輕培養”的功利化、浮躁化、工具化傾向。

法國博士后則以實踐為導向，主要通過在科研院所或企業的實際工作積累經驗。其發展路徑包括：1.科研機構研究：加入CNRS、法國國家信息與自動化研究院（INRIA）、巴斯德研究所（Institut Pasteur）、大學實驗室等頂尖科研團隊開展課題研究；2.企業項目開發：參與空中客車公司、法國電信運營商Orange等知名企業的項目研發；3.教學科研相結合：擔任臨時教學科研助理（Attaché Temporaire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通過短期合同參與高校教學科研活動。

法國博士后制度人才競爭力的生成邏輯

首先，“育才”為始，“鑄才”為成。從學科分布上來看，法國為博士后研究人員提供了廣闊的研究方向，并大力拓展工學、理學、醫學等學科的博士后隊伍。根據法國大學校長聯合會2009年3月發布的《公共科學技術機構及大學校招聘研究人員報告書》，截至2006年12月31日，法國公立研究機構共聘用博士后研究人員1080人，其中信息與自動化專業聘用最多，為164人。其次為細胞生物學、組織生物學與醫藥營養學（150人）和生物與分子化學（106人）。法國大學及大學校等高等教育機構共聘用博士后研究人員785人，其中工程類專業人數最多（175人），其次為生命科學（126人）和社會科學（85人）。法國博士后制度秉承“到工作崗位上去”的實踐導向，其內在邏輯以“鑄才”為核心理念。

其次，“引才”為始，“聚才”為成。從外籍博士后聘用看，法國科研機構不遺余力地吸引外國科研人員到本國開展研究，以充實本國科研人員隊伍。根據《公共科學技術機構及大學校招聘研究人員報告書》，截至2006年12月31日，法國公立研究機構共聘用外籍博士后516名，占所聘用博士后的47.8%。在法國大學及大學校等高等教育機構中，有外籍博士后253名，占比達32.2%。此外，法國國家研究署還在2009年開始實施博士后回歸計劃，旨在鼓勵法籍青年研究人員回國，并吸引在法取得博士學位的外籍人才留法工作。

最后，“留才”為始，“用才”為成。提升博士后待遇與生活保障，既是防止人才流失的關鍵舉措，更是增強國家科研創新能力的戰略投資。2020年，法國通過《2021-2030研究計劃法案》，在維持現有人員編制的基礎上，允許公立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逐年擴編，穩步擴大專業博士、博士后、工程師等技術技能型人才隊伍，2021年的指標為700個，2030年增至5200個。同時，允許并支持公立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延長關鍵技術領域專業博士后的聘用時間，由原來的最長不超過18個月延長至3-6年，且允許用人機構根據項目研究需要與博士后續簽聘用合同。新入職博士后的最低工資提高至招聘當年法國政府法定最低工資的2倍，并給予1萬歐元的科研啟動經費。

對中國博士后體系建設的啟示

其一，以推進博士后科研實踐為導向，打造多維評價指標體系。“育”是認知的起點，而“知”的真正完成在于“行”。博士后培養的核心要義在于：研究人員必須通過持續的工作實踐將知識轉化為能力，通過“行”鑄造“真知”。法語中“才干”（“Savoir-faire”）本身就蘊含著“知識-行動”的辯證關系，真正的學術造詣源于認知與實踐的有機統一，即“知行合一”。因此，博士后科研工作的評價機制應避免“一刀切”，建立成果與素質并重、定量和定性相結合的多元評價體系。

其二，對標國際一流標準，建設國際化博士后科研流動（工作）站。“聚才”絕非單純追求海外人才的數量累積，“引才”僅是手段而非目的。其核心要義在于：通過中外高層次博士后人才的有機聚合，形成創新合力，最終服務于科技強國建設的戰略目標。

其三，以多元化資助為依托，提升博士后支持力度。當前，國內博士后資助主要依賴政府財政撥款，存在“供不應求”的結構性矛盾，應在爭取政府加大投入的同時，推動用人單位建立多渠道薪酬體系，強化“政策留才”的保障作用。

中國博士后制度經過40年的發展，已建立起較為成熟的博士后培養體系。然而，體系的高效運轉需要多維支撐：穩定的政治環境、完善的醫療保障、健全的福利制度、便捷的生活配套以及人性化的工作節奏，唯有如此，方能實現鑄才、聚才、用才“三位一體”的良性循環。（作者 熊培堯系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博士后，武漢大學文化遺產智能計算實驗室助理研究員，法國勃艮第歐洲大學CPTC實驗室[E.A.4178]附屬研究員，法國勃艮第·弗朗什孔泰大學語言學博士。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

來源：《神州學人》（202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