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聯合國的關系經歷了曲折而復雜的演變過程。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從此，中國與聯合國的關系開啟了嶄新篇章。中國全面參與聯合國的各項工作，堅定支持聯合國的核心作用；聯合國則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事業給予大力支持與幫助。面對世界大變局中的各種挑戰和危機，中國與聯合國的合作和相互支持將為世界提供更多的穩定性、確定性和正能量。

中國與聯合國的關系：曲折和復雜的演變過程

1945年10月24日，《聯合國憲章》（簡稱《憲章》）正式生效，聯合國宣告成立。中國不僅是聯合國51個創始會員國之一，更在籌建聯合國過程中作出了獨特的貢獻，是舊金山制憲會議的發起國及第一個在《憲章》上簽字的國家，并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理所當然地提出要在聯合國行使中國代表權，但遭到美國的阻撓。不僅如此，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還利用蘇聯缺席安理會之機，通過決議組建所謂的“聯合國軍”進入朝鮮。此后，其更利用各種手段阻撓新中國重返聯合國。直到1971年，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支持下，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758號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復。中國與聯合國的關系翻開了新的一頁。

中國重返聯合國具有十分重大的政治和戰略意義。對中國來說，意味著其擺脫了長期被孤立的局面，真正加入國際社會大家庭，并且改善了與西方發達國家的關系，這為后來的改革開放創造了有利的國際環境。同時，聯合國也成為中國了解世界和世界了解中國的一個窗口。對聯合國來說，則意味著其真正成為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國際組織，并且有了一個真正維護發展中國家利益的“代言人”。

20世紀70年代，中國陸續加入了多個聯合國機構，開始在聯合國發揮作用。1974年，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第六次特別會議上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發言和“永不稱霸”的承諾，得到廣大中小國家的高度評價。這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聯合國的政治生態，打破了東西方對抗和美蘇爭霸的局面。

改革開放后，中國與聯合國的關系邁上新的更高臺階。一方面，中國加入更多聯合國專門機構，并于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通過聯合國向世界展示了一個改革開放、和平發展的大國形象；另一方面，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等一批聯合國機構進入中國，組成聯合國駐華系統，成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和合作伙伴。

通過與聯合國的全面合作，中國不僅極大改善了國際環境，而且不斷融入國際社會，成為負責任的大國和重要的建設性力量。

進入新世紀特別是近10年來，中國的發展與聯合國事業更加緊密相連。2000年和2015年，聯合國先后通過的千年發展目標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與中國式現代化高度契合，因而得以相互支持、協同推進。如全球發展倡議項目庫已實施的600多個項目都契合相應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中國還與聯合國合作共建“一帶一路”，依托聯合國平臺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提出并推進全球發展倡議等，在國際事務中日益發揮建設性和引領性作用。同時，中國對聯合國的貢獻和支持也持續增加，如中國承擔的聯合國會費比例從2000年時的不到1%，快速上升至2025年的超過20%；通過設立中國-聯合國和平發展基金及其他自愿捐助，強化對聯合國機構的支持。

聯合國需要中國，中國也需要聯合國

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與聯合國相互支持、彼此成就。“聯合國需要中國，中國也需要聯合國”，是中國與聯合國關系的真實寫照。

中國堅定捍衛《憲章》的宗旨和原則，始終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全力支持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核心作用，積極參與聯合國的各項工作并作出巨大貢獻。

一是在維護世界和平中彰顯中國力量。維和行動是聯合國和平事業的重中之重。自1990年中國軍隊首次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以來，中國已累計派遣5萬多人次參加29項維和行動。截至目前，中國共有1800余名維和人員在8個任務區執行維和任務。中國是聯合國第二大維和攤款國，也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第一大維和行動出兵國，已成為聯合國維和行動的一支關鍵力量。

二是在促進全球發展中作出中國貢獻。中國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年均貢獻率約30%，長期居于世界首位。千年發展目標和可持續發展目標都將消除貧困作為首要任務。按照世界銀行每人每天1.9美元的絕對貧困標準，從1978年到2020年，中國貧困人口減少了大約8億，占同期全球減貧人數的75%。同時，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積極承擔大國責任，在應對氣候變化、綠色低碳轉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開發、數字技術和人工智能等領域發揮關鍵作用，并通過共建“一帶一路”、全球發展倡議、全球發展與南南合作基金等支持聯合國的發展事業。

三是在建設國際法治中貢獻中國智慧。聯合國的成立，開啟了國際法治的時代，《憲章》更奠定了國際法治的基石。通過理念和實踐的傳承與創新，中國不斷發展《憲章》精神和價值，為國際法治貢獻中國智慧。20世紀50年代，中國與印度等國共同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豐富了《憲章》宗旨和原則的內涵。而中國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更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新時代的延續和創新發展，為國際法治提供了思想引領。作為國際法治的堅定維護者和積極建設者，中國已加入400多項多邊條約，參與了幾乎所有普遍性政府間國際組織。2025年5月，中國推動和主導成立國際調解院，這一國際法治公共產品體現了東方智慧，是國際法治領域的創新之舉。

與此同時，聯合國也對中國的對外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發揮了獨特作用，是中國開展多邊合作和參與全球治理的主要舞臺。

首先，聯合國助推了中國的對外開放進程。中國走向世界、融入世界都與聯合國密切相關。1971年恢復在聯合國合法席位與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分別從政治和經濟兩個層面真正加入國際社會，在中國與世界關系的發展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中國的對外開放實踐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此前，重返聯合國推動了國際環境的改善，為對外開放奠定了很好的基礎。而后，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則為中國的制度性開放帶來了巨大機遇。故此，中國進一步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同樣需要積極發揮聯合國這一平臺的重要作用。

其次，聯合國對中國式現代化具有獨特價值。改革開放后，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通過資金支持、技術援助、知識分享和能力建設等多種方式，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給予支持。隨著中國的崛起，聯合國也與中國攜手合作，將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經驗與發展模式向更多發展中國家推廣與分享。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目標框架和價值指引，以及全球評估和經驗借鑒；與此同時，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實踐，也在不斷豐富和推進全球可持續發展的內涵與進程。

再次，聯合國是中國開展多邊外交的重要舞臺。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聯合國是中國發揮大國作用和維護中小國家利益的主要平臺和機制。中國的多邊外交原則強調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合作共贏等，這與《憲章》精神及聯合國的使命高度一致。無論是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還是共建“一帶一路”和落實四大全球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和全球治理倡議），都需要與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開展務實合作。同時，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對于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中國與聯合國關系的未來

聯合國成立80周年，是回顧和總結過去、展望和規劃未來的重要契機。中國與聯合國的關系經歷了曲折和復雜的過程，建立起相互支持、彼此成就的發展模式。展望未來，中國與聯合國的關系將變得更加緊密、邁上更高臺階、達到更高水平。

中國將支持聯合國通過改革變得更加強大和有效。由于氣候變化、新冠疫情、俄烏沖突、新興科技等多重挑戰相互疊加、彼此交織產生的綜合效應，世界大變局正加速演進。同樣，在大國競爭強化和全球治理弱化的趨勢下，聯合國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如何避免被邊緣化，通過改革變得更加強大和有效，并承擔起應對全球性挑戰的重任，既是聯合國面臨的重大課題，也是國際社會的普遍期待。2021年9月，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向聯合國大會提交《我們的共同議程》報告，提出要通過更具包容性、更加網絡化和更有效的多邊主義來應對全球挑戰，并在政策簡報中提出以被稱為“變革五重奏”的數據、創新、數字化、前瞻力和行為科學方法，對包括140個實體的聯合國系統進行變革。2024年9月，聯合國未來峰會通過《未來契約》，會員國領導人承諾在可持續發展和發展籌資、國際和平與安全、科學技術和創新及數字合作、青年與子孫后代以及全球治理變革等五大方面采取56項行動。其中，全球治理變革方面的19項行動聚焦安理會、大會和經濟及社會理事會三大機構改革及國際金融架構改革。2025年3月，古特雷斯提出“聯合國80周年倡議”，圍繞“效能提升與工作改進”“審查授權任務執行情況”和“結構性改革和方案調整”三方面對聯合國全系統進行工作流程的改革。上述文件基本上確定了聯合國改革的方向、路徑和行動重點。對此，中國提出全球治理倡議，支持和落實《未來契約》特別是全球治理變革的行動；支持安理會改革，主張增加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以加強安理會的權威性和有效性；支持發展系統改革，包括通過《聯合國對華可持續發展合作框架》和全球發展倡議加快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支持管理改革，使職員的地區代表性更加平衡，機構的設置和地區分布更加合理，職能工作更加簡化而高效。

中國與聯合國合作具有廣闊空間和巨大潛力。例如，共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將更好地弘揚《憲章》精神。《憲章》的宗旨和原則體現了和平、友好、合作、平等的精神；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則是要“建設一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并倡導“堅持對話協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贏、交流互鑒、綠色低碳”。一方面，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憲章》精神高度契合；另一方面，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對《憲章》宗旨和原則的傳承和創新發展。又如，共同推動落實四大全球倡議，將更好地推進聯合國的和平、發展、人權事業以及全球治理的變革與完善。2021年以來，習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為應對全球性挑戰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力量。四大全球倡議得到聯合國秘書長的高度肯定和會員國的積極支持，80多個國家加入了“全球發展倡議之友小組”，聯合國還成立了倡議推進工作組。2024年6月，聯合國確定每年6月10日為文明對話國際日。四大全球倡議與聯合國和平、發展和人權三大工作支柱高度契合，中國與聯合國合作共同落實四大全球倡議，將為聯合國事業的推進提供持久的動力。再如，共同推動變革和完善全球治理體系，將使聯合國更加強大和有效。聯合國是在全球治理中發展壯大起來的，聯合國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推動全球發展、促進和保護人權的工作具有治理意義。中國倡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提出奉行主權平等、遵守國際法治、踐行多邊主義、倡導以人為本、注重行動導向的全球治理倡議，發布《關于全球治理變革和建設的中國方案》，并就網絡空間、人工智能、數字技術等專門領域的全球治理提出中國的立場與主張。作為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權威性的政府間國際組織，聯合國在全球新興科技治理和全球公域治理中具有優勢，中國與聯合國在全球治理領域的合作值得國際社會的期待。

為實現上述廣闊的合作潛力并更深入地參與全球治理，中國應著力解決在聯合國體系內代表性與貢獻不匹配的問題。由于歷史原因，聯合國在華設立的總部或分支機構很少，中國籍職員在聯合國系統中的代表性也嚴重不足。目前，聯合國機構主要集中在歐美國家的大城市，除紐約總部外，其三大辦事處分別位于歐洲（日內瓦、維也納）和非洲（內羅畢），在亞洲尚未設立辦事處。在亞洲范圍內，現有機構也主要集中在曼谷。這種地區布局上的不平衡，客觀上不利于聯合國在全球事務中有效開展工作。近些年，聯合國雖在華設立了若干分支機構，但其規模與數量仍與中國在聯合國的地位、作用和貢獻不相稱。“聯合國80周年倡議”提出對部分機構進行合并與搬遷，這對中國是一個機遇。我們應以此輪改革為契機，積極推動更多聯合國機構落戶中國。與此同時，中國分攤的聯合國會費比例已上升至超過20%，但在聯合國秘書處的職員占比卻僅約1.67%，中高級管理人員比例也明顯偏低。在“聯合國80周年倡議”框架下進行的職位裁撤和人員調整等改革過程中，應充分考慮中國等代表性不足國家的權益，而中國也須培養和推送更多優秀人才到聯合國體系內任職，積極競逐中高級管理職位，從而使國家代表性與其貢獻、地位相適應。

在吸引更多聯合國機構落地方面，應加強戰略規劃、布局和協調，在注冊登記管理的相關法規和機制方面進行創新和突破，為國際組織官/職員的出入境、工作許可和居留、醫療和子女教育等提供優良的環境和便利條件。在培養和推送中國籍聯合國官/職員方面，要繼續加大政府推薦力度，包括秘書長特使和顧問、駐地協調員、特別報告員等較特殊崗位，可利用特別預算和自愿捐助設置相應崗位安排中國籍人員。同時，適當擴大選派初級專業人員（JPO）和招考青年專業人員（YPP）的范圍，更好地發揮國際組織離退休人員及企業、智庫等社會資源和力量的作用。（作者 張貴洪系復旦大學聯合國與國際組織研究中心主任、聯合國和平大學特聘教授）

來源：《神州學人》（202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