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疆廣袤的土地上分布著眾多古城遺址，這些黃土殘垣承載著絲綢之路上千年來的歷史與文化。新疆不僅是古代商旅往來的通衢，更是農耕與游牧文明相互影響、中原與西域藝術相互浸潤、各民族文化彼此交融的重要場所和見證。大量考古出土的文物，無聲地訴說著這片土地上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故事。重新審視新疆古城遺址的考古發現與歷史價值，我們可以發現，這些古城不僅是靜態的遺址，更是生動的歷史教科書，揭示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基礎。

漢代的西域：民族交流的開端

西漢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張騫奉漢武帝之命，帶領使團從長安出發前往西域，由此打通了連接西域的絲綢之路，西域地區的各民族自此開始與漢朝正式交往。漢朝開始在西域設官駐軍、屯田開發、推行政令，保障了絲綢之路的暢通。西漢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漢朝政府在烏壘設西域都護府，派鄭吉擔任首任都護。《漢書·西域傳》記載，西域都護負責“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西域都護府的設立，既維護了邊疆穩定，又促進了多民族文化的交流。

在西域都護府設立前，西域地區已存在大大小小諸多城邦聚落，史稱“西域三十六國”。考古資料表明，在新疆地區發現數量眾多的圓形古城，與中原地區的方形古城在平面形制上區別明顯。近年來，考古學家對其中一部分圓形城址進行了考古發掘工作，證明其始建年代多在東周時期，是西域地區早期文明的遺存。而絲綢之路開通后，文化交融的歷程便開始了。西域都護府設立后，西域各國紛紛接收漢朝政府的冊封，《漢書·西域傳》記載，當時的西域出現了“思漢威德，咸樂內屬”的盛況，現有的考古發現也進一步證明了這一點。1928年，北京大學的黃文弼教授在新疆新和縣一帶調查時意外發現了一枚漢代銅印，上有“李崇之印”字樣。李崇是何許人也？據文獻記載，李崇是王莽時期的西域都護，曾于天鳳三年（公元16年）前往西域上任。這枚銅印正是李崇的私印。1953年，在新疆沙雅縣的烏什喀特古城又出土了一枚東漢時期的銅質官印，其上篆刻“漢歸義羌長”五字，經研究是漢朝賜予當地少數民族首領的官印。這枚印章為漢式風格的方形印，但印鈕卻制作成具有西域風格的臥羊形，反映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這些考古發現為研究漢代西域地區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實物依據。

魏晉時期的西域：民族交流的延續與深化

東漢末年，西域都護府因局勢動蕩一度被廢止，至魏晉時期改設西域長史府，以更靈活的行政體系維持對西域的治理。魏晉時期西域長史府的治所先設于柳中（今吐魯番市鄯善縣），后改設于樓蘭（羅布泊西北），其職能涵蓋屯田、司法、戶籍、郵驛等，說明魏晉時期邊疆治理逐漸精細化。考古發現的這一時期的文物，反映了各民族交流的延續和深化。

在今天羅布泊西部的沙漠中，有一座廢棄已久的古城遺址——樓蘭古城。這里曾經是魏晉時期西域長史府的治所，承擔著中央王朝聯系西域的重要職責。1900年，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發現了這座塵封已久的古城，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轟動。樓蘭古城是一座平面呈方形的夯筑土城，體現了典型的中原筑城工藝。歷年來，在城址中出土了大量珍貴文物，除了漢文文書、漢文木簡、五銖錢、銅鏡等中原遺存外，還有貴霜錢幣、佉盧文木簡等西域遺存。上世紀初，樓蘭古城內出土了一封寫于晉咸和三年（公元328年）的文書，名為《李柏文書》，是目前國內發現的年代最早的漢文紙本書信實物。文書墨跡既保留漢隸的波磔筆意，又帶有早期行書的流暢特征，是魏晉時期不可多得的傳世真跡。李柏的事跡在文獻中有明確記載。咸和二年（公元327年），戊己校尉趙貞發動叛亂，自署高昌郡太守，時任西域長史的李柏請求出擊趙貞。這封文書即李柏在出擊趙貞之前，致焉耆國王的書信草稿。可見，在漢代的影響下，魏晉時期的西域各國已將漢字作為官方外交文字使用。《李柏文書》的出土，直接證明了西域地區在中原文化影響下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

公元四世紀后，因水源干涸和綠洲退化等原因，樓蘭古城逐漸廢棄，掩埋于黃沙之中。今天的人們駐足在被風沙侵蝕的城墻前，仿佛依舊能看到當年西域長史府的巍峨樣貌。樓蘭雖已遠去，但其存續期間的民族文化交融為后世留下了重要遺產。

唐代的西域：大國氣象下的民族融合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繼漢代后又一個大一統王朝，其疆域遼闊、國力強盛、文化繁榮。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唐朝平定高昌，設立安西都護府，治所最初位于西州（今吐魯番市），后遷至龜茲（今庫車市）。安西都護府的設立標志著唐朝對西域地區的治理進入新階段。隨后，唐朝又于長安二年（公元702年）設立北庭都護府，治所在庭州（今吉木薩爾縣），分管天山以北地區。兩大都護府的設立，不僅鞏固了唐朝在西域的統治，也為絲綢之路的暢通提供有力保障。考古已發現的唐代在新疆地區建造的城址、烽燧達500多座，遠超前代。此外，唐代還開辟了絲綢之路的新交通路線。漢晉時期，絲綢之路的主干道沿塔里木盆地南北兩緣分布，被稱作南北兩道。唐代開通了天山以北的交通路線，可由庭州（今吉木薩爾縣）向西經伊犁河谷，直接抵達位于今吉爾吉斯斯坦楚河平原的碎葉城（阿克貝希姆遺址），然后前往中亞。這條道路被歷史學者稱為“絲綢之路新北道”。

隨著社會環境的日趨穩定，唐代各民族融合進程進入新階段。唐朝對西域實行更加開放的治理政策，中央所派官吏與當地少數民族首領共同參與這一區域的地方治理。受唐朝西域地區屯田政策的影響，各民族也參與屯墾戍邊的生產建設活動。如吐魯番出土文獻《唐龍朔二、三年西州都督府案卷為安稽葛邏祿部落事》中，就有葛邏祿部落在吐魯番開墾土地、種植糧食的官方記載。在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42號墓中發現的《唐西州高昌縣授田薄》內，還有粟特人、漢人在西州共同受田的記載。據文獻記載，葛邏祿是一支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本不以耕作為生；而粟特人在中亞河中地區以商業為主要謀生手段。在這一時期，來自北方草原和中亞地區不同民族的民眾，在唐代州縣共同生活，各民族一起投入到農業生產活動中，有力促進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發展。

宋遼金元時期的西域：民族交融進一步深化

宋遼金元時期，西域地區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進一步深化。盡管宋朝未能直接管轄西域，但通過絲綢之路的貿易往來，中原文化與西域文化的交流并未中斷。北方的遼、金也與西域地區保持著密切聯系。這一時期，西域地區先后有高昌回鶻、喀喇汗王朝、西遼等政權，這些政權在治理過程中積極吸納中原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元素，其各自領土范圍內均有不同民族共存，也促進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

高昌回鶻為宋遼金元時期西域地區最東部的政權，與中原王朝關聯密切。高昌回鶻原為漠北回鶻的一支，仰慕唐朝文化，與唐朝交好。公元840年，漠北回鶻汗國被黠戛斯擊破，其中一支西遷至今東天山一帶，史稱高昌回鶻或西州回鶻。根據研究，高昌回鶻以高昌故城為正都，以北庭故城為夏都，還沿用了大量唐代建造的城址。今天，我們在東天山北麓的唐代守捉城遺址內，時常能見到高昌回鶻時期的各種文物，說明高昌回鶻基本繼承了唐代在此建立的城鎮體系。在此基礎上，高昌回鶻與宋朝關聯依然緊密。北宋太平興國六年（公元981年），王延德奉命從開封出發，出使高昌回鶻，后著有《王延德使高昌記》，敘述高昌及沿途的見聞和風土人情。

在今天昌吉回族自治州奇臺縣內，有一座唐朝墩古城遺址，原是唐代庭州下設的蒲類縣縣治，隨后被高昌回鶻沿用。2018至2019年，中國人民大學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唐朝墩古城進行聯合發掘，在城內發現一處地暖浴場遺址，年代在公元10至13世紀，其結構和建造方法與古羅馬浴場遺址十分相似。為什么羅馬風格的浴場會出現在遠在東方的中國呢？根據研究，大約在8至9世紀時，建造羅馬式浴場的技術從東羅馬拜占庭帝國向東傳播，經過西亞和中亞，最終在10世紀傳播至中國的東天山地區。1221年，丘處機踏上萬里西行之路，前往中亞面見成吉思汗時，就曾路過今奇臺縣境內。考古材料表明，這時唐朝墩古城中的浴場還在使用。或許風塵仆仆的道家師徒們也曾在此駐足沐浴，談論旅途見聞，并結識回鶻、突厥、粟特、蒙古、漢等不同民族的友人。

清代的西域：大一統格局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鞏固

在清代的大一統格局下，中華民族共同體進一步發展。清政府在新疆設立伊犁將軍府，統轄天山南北，并推行軍府制與伯克制相結合的治理模式，既保留了當地的社會結構，又強化了中央政權的管轄。

考古發現表明，清代在新疆地區修建了眾多軍事駐防城，如惠遠城、綏定城等，這些城址多采用中原傳統的方形布局，同時融合了當地建筑特色。考古發現的清代錢幣，如乾隆通寶、嘉慶通寶等，在新疆各地均有出土，反映了貨幣經濟的普及和統一。此外，清政府還通過屯田政策，鼓勵漢族、回族、錫伯族等民族遷入新疆，與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等共同開發邊疆，形成了多民族共居的格局。通過政治整合、經濟互通與文化融合，新疆各民族在共同開發邊疆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對中華文化的認同。由此可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是一個動態過程，既有中央政權的推動，也有各民族的自發參與。

從漢代到清代，這些新疆古城遺址見證了中華民族共同體不斷發展的歷程。它們如同凝固的時空膠囊，保存著最真實的歷史記憶，訴說著一個永恒的主題——在這片遼闊的土地上，中華民族共同體是各民族用生活、勞動與智慧共同書寫的傳奇。各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交融，留下了豐富多彩的物質文化遺存，也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歷史根基。

（作者系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館員）

責任編輯：單笑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