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要開展有組織科研，如何認識有組織科研，如何組織有組織科研？我們需要立足創新驅動發展的時代背景，結合知識轉型，從高校使命轉變、科研成果產出和科研組織變革等方面來認識。

“四個服務”應成為高校科研的使命和責任

在現代大學產生后相當長的時間里，高校一直被認為是承擔學術使命的學術機構。即使開始履行社會服務職能后，高校也只是將教學、科研的成果直接應用于社會，并沒有因為社會服務的需要而改變教學、科研的目的和形態，社會服務被視為高校履行主要職能所衍生出來的“副產品”。

然而，隨著知識轉型和知識經濟、知識社會的崛起，人類社會進入了創新驅動發展的時代。身處創新第一動力和人才第一資源交匯點的高校，已經成為驅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引擎”。誠如美國學者埃茨科威茲所言，高校已成為“實現社會核心目標”“其他機構要依靠它來完成各自使命”的社會“主要機構”之一。

創新驅動發展時代也是高校轉型發展的時代，高校從經濟社會發展的因變量轉變成為自變量，承擔了越來越多的服務國家和社會的使命、責任。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強調，“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方向要同我國發展的現實目標和未來方向緊密聯系在一起，為人民服務，為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服務，為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服務，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這是對創新驅動發展時代高校職能的準確判斷，是立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對高校辦學方向的準確定位。

當前，高校應當根據“四個服務”的需要去改造傳統的教學、科研職能，重構教學、科研的目的和形態，使之能更好地滿足“四個服務”的需要。可以說，這是和過去高校履行社會服務職能的根本區別。

今天的高校，不管是應用型，還是研究型，都要履行“四個服務”的使命。研究型和應用型的分類，只反映高校在服務面向、服務重點、服務方式、服務內容上的差別，其服務使命、責任是相同的。

具體到高校科研來說，“四個服務”理應成為所有高校科研的使命、責任，高校應把“服務國家和區域重大戰略需求、經濟社會發展重大需要作為科技創新主攻方向”。在服務使命的感召下，高校不僅要將自由探索的科研成果應用于社會，更要按照國家戰略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方向來有目的、有導向地組織科研，按照有利于產出滿足國家和社會需要成果的方式，來改造傳統的科學研究范式和科研組織范式，從而構建有利于履行服務使命的有組織科研新形態。

可以說，“四個服務”是高校開展有組織科研的根本動因，開展有組織科研是高校科研履行“四個服務”使命的必然要求。

今天的重大研究許多都是大規模有組織的科研

自柏林大學建立以來，現代大學的研究一直被認為是完全自由的學術探索，是學術共同體甚至是學者個人決定主宰的事務。學者研究什么、以什么方式研究都是從個人的學術興趣出發。

進入創新驅動發展時代，伴隨知識生產方式的轉變，科學研究范式發生了重大變化。

一方面，科研問題和任務越來越復雜，需要跨學科、跨部門組織力量，需要協調幾百人甚至幾千人集體攻關。同時，大規模的復雜研究需要的經費越來越多，學者個人、學術共同體和學術界越來越依靠政府和社會作為主要經費來源。

另一方面，由于科技創新展現出巨大能量，特別是當科技創新能力越來越成為國家核心競爭力的基礎、經濟社會發展的“發動機”，政府和社會也越來越倚重科技創新。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社會的力量特別是作為公眾利益代表的政府，越來越深地介入到科學和科學研究的過程中，開始規劃科學的發展，引導甚至決定科學發展的方向，即從“資助”科學向“管理”科學轉變。一個明顯的標志就是，“科技政策”作為一個學術領域和一套行政管理實踐在國內外迅速繁榮起來。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一個非常明顯的變化：科研越來越不只是學者個人的科研，越來越關乎公眾、社會和國家利益，從而越來越成為政府和社會的科研，越來越需要從外部進行強有力的組織協調。

有組織科研是科學研究范式的重大轉變，是進入創新驅動發展時代適應知識生產方式轉變的必然要求。從現實來看，無論是基礎研究，還是應用研究，今天的重大研究都是大規模的有組織科研，重大科研成果都是有組織科研的結果。這些重大成果契合國家戰略，服務了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需求，是政府和高校行政力量規劃引導、組織協調多方面攻關的結果，是自由的學術邏輯和服務導向的政治邏輯、經濟邏輯融合運行的結果。

因此，廣大高校尤其是“雙一流”建設高校要履行“四個服務”使命，就應加強對一流學科和科學研究的組織領導，要緊盯國家戰略、立足經濟社會發展重大需求、著眼學術研究前沿和學科傳統優勢，圍繞“四個面向”組織大任務，根據任務需要建設大平臺，依托大平臺組建大團隊，增強研究的合力、動力和定力，積極推動有組織的科研。

當前的高水平科研機構很多都具有“四跨一導向”的特征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同理，以什么樣的方式生產新知識，也就決定了科研機構的不同組織方式和形態。眾所周知，人類社會正在經歷一次深刻的知識生產方式轉變，即從知識生產模式1向模式2轉變。在這一轉變過程中，知識生產的價值取向從“求真”轉向“求用”，從單一學科的框架轉向應用、跨學科的語境，從自由的學術探索轉向有組織的問題解決。高校逐漸失去了對知識生產的壟斷地位，社會很多機構特別是企業亦已成為知識生產的重要主體，知識生產、科技創新越來越呈現出高校、企業、政府和更多其他主體相互糾纏的“三螺旋”“四螺旋”甚至“五螺旋”新生態。

科學研究范式轉變必然帶來科研組織范式轉變，知識生產方式轉變不斷催生國內外科研組織的形態創新。當前，高水平的研究機構，不管是傳統的科研機構，還是新型研發機構，越發擁有一個共同且鮮明的特征——“四跨一導向”。

“一導向”就是問題導向。研究機構是針對具體、重大的現實或理論問題，依托問題、建立在問題之上，并以解決問題為目標的。“一導向”表明了研究機構具有明確的服務指向，具有服務外部社會明確目標的有組織性。實際上，很多研究機構都是直接以問題來命名的，同時這些問題均是契合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特別重大復雜的理論和現實問題。

“四跨”指跨學科、跨學校、跨界別（高校界、科研界、政界、企業界等）和跨國。“四跨”是從學術視野、力量構成和關系網絡的角度來審視，指研究機構不是局限于單一高校的單一學科，而是跨越多個學科，從多所高校和多個界別中組織研究力量，以及與其他國家同行共同進行實質性科研合作。如瑞典理工學院的“流體中心”，共有43個合作組織，包括25所瑞典本國和國際高校、8個國家實驗室、10個行業合作伙伴。

顯然，“四跨一導向”是開展大規模有組織科研的必然要求，是進入創新驅動發展時代、適應科學研究范式轉變的科研組織范式的重要創新。

在我國“雙一流”建設的大背景下，針對國家戰略和經濟社會發展重大需求開展有組織科研，打造高水平科研平臺，就應當堅持明確的問題導向和服務指向，告別“單兵作戰”，以最大視野、盡最大可能、在最大范圍內組織融匯世界一流的研究力量，開展世界一流的研究，產出世界一流的成果。

（作者系江西省委教育工委委員、省教育廳副廳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國教育報》2022年10月10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