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辦大學只以教書為主，缺乏濃厚的學術氛圍和進取心，是會被時代發展遠遠甩在后面的。

◆發展的同時一定要注意，不能丟失學校自身的特色和傳統——對于這一點，必須保持清醒。

◆大學開出來的課，一定是要讓學生受益終身的“老虎課”，不能以削弱基礎為代價來追求交叉。

作為中國高等教育界的新聞焦點人物，鄭強的一舉一動受到廣泛關注。媒體總是關注他的個人經歷、他從業歷程中特殊的新聞事件，以及他對一些和教育相關的社會事件的獨特理解。

或許，很多人忽略了鄭強正在做也最擅長的事情——科學研究與高等教育管理。他的從業經歷非常有代表性：在浙江大學擔任副教務長、本科生院常務副院長、求是學院院長、黨委副書記，在貴州大學擔任校長，在太原理工大學擔任黨委書記。多年來，他的關注點逐漸從經濟發達地區的知名學府，轉向經濟欠發達地區的領軍高校。視角的轉移，帶來的是對中國高等教育尤其是中西部高等教育的不同理解。

近期，高教周刊對鄭強進行專訪，聽一個充滿了理想情懷又不乏變革勇氣的高等教育管理者，述說如何帶領一所已有120年辦學歷史的中西部地區領軍高校“披荊斬棘”，實現跨越式發展。

大學得受尊重、有尊嚴

記者：2020年4月，您調任太原理工大學黨委書記。從浙江到貴州，然后回到浙江，再到山西，跨度很大，您如何看待山西省的“邀約”？

鄭強：山西省邀請我到太原理工大學任職，可能基于兩方面考慮。一方面，基于我之前在浙江大學的工作經歷，后來又擔任貴州大學校長，引領學校各方面發展，既有發達地區知名大學的管理經驗，又對中西部高等教育不乏感性經驗和理性認識。另一方面，山西非常希望從發達地區引進一位有活力、有改革勇氣的高校管理者。我覺得，他們認為我在綜合素質方面是比較合適的。

記者：來山西之前，您對山西高等教育是否了解？初到太原理工時，您的直觀感受如何？

鄭強：以前，我對山西高等教育沒有進行過深入研究。來了以后，有兩點感受。

第一，我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意識到，山西高等教育曾經錯失了很重要的結構調整機會。如果要拉一根時間線的話，它的長度是30年。當前，中國的好大學有不少是通過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高等教育結構調整得到重大發展的。從省域的角度來看，如果缺乏結構調整，高等教育再發展也不可能是變革性的。

第二，就我到太原理工之初的觀察來看，學校的內涵發展還有待深入推進。位于晉中市榆次區的學校主校區，校園非常美麗，極具現代氣息，但以前學校對這個校區的定位僅僅是“本科教學”，沒有考慮到學術研究、高端平臺在整體規劃中應當占據的位置，沒有凸顯大學本應具有的學術內蘊。

記者：基于這些認識，您做了什么事情？提出了怎樣的發展理念？

鄭強：剛到學校的時候，我帶領大家做了一項調研，結果出來大家很驚訝——學校30%左右的教師居然“零課題”。這個數據和地方強校的地位是不匹配的，教學必須由科研來支撐，大學教師不能只是照本宣科。

在我看來，地方強校要對自己提出更高要求。如果辦大學只以教書為主，缺乏濃厚的學術氛圍和進取心，是會被時代發展遠遠甩在后面的。

記者：您怎樣看待在經濟欠發達地區辦高等教育？

鄭強：經濟欠發達地區和發達地區相比，教育的滯后不完全體現在基礎教育、職業教育，更重要的是體現在高等教育上。如果所在省份沒有更多好大學，通過高考，成績前40%的學生就被別的地方的大學用篩子“篩”走了。留在本地的學生，我們當寶貝培養，到了考研，又被“篩”走一批。走掉的學生，還有一大半選擇在外省就業。這對本地的人才積累打擊非常大，幾乎可以用“惡性循環”來形容。

中國的地域太大，一個省的面積相當于歐洲一個中等國家，少數頂尖高校不可能承擔高等教育所有的責任。每個省份都應該辦出高水平的大學，所謂的“高水平”不是說一定要和頂尖高校分庭抗禮，而是辦出來的大學得受尊重、有尊嚴。

能源革命，決不缺席

記者：今年上半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山西省GDP的增速排在中部地區首位。身處一個急速發展的省份，您如何描述太原理工對于山西省科技創新的貢獻？

鄭強：目前，山西省關于能源方面的重大重點項目，太原理工大概支撐一半。近兩年，山西煤炭工業方面的一等獎大約有1/3出自太原理工。從總體獎項數看，學校也占據半壁江山。我國教育界、科技界有不少杰出代表人物，都出自太原理工。這是我們的家底，是非常光榮的。

記者：未來，您希望帶領太原理工在山西的科技創新中發揮怎樣的作用？學校的哪些布局可以作為支撐？

鄭強：作為煤炭大省、能源基地，山西對于保障國家能源安全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太原理工要積極參與能源革命，決不缺席。

今后，我們會繼續加強與煤炭、采礦相關學科的建設，尤其在清潔能源相關研究上加大投入力度。當前，學校只有“省部共建煤基能源清潔高效利用國家重點實驗室”這一家國家重點實驗室。我們的能力和儲備不夠，而能力和儲備中最關鍵、最重要的是人才。兩年多來，我們重作風、重人才、重文化，通過一系列改革措施落地，爭取補齊短板。

我們正在做的事情很多。比如，建立了生態學學院，致力于解決山西北部黃土高坡的水土流失問題、黃河治理問題與生態維護問題，以及礦山的生態修復問題。還比如，我們想發展微電子學科、生物學科的分支合成生物學……核心是面向山西的經濟社會發展，把人才這個短板不但補起來，而且要強起來。

記者：從太原理工近年來學科發展的動向看，學校逐漸重視基礎學科，還有發展醫學學科的跡象。您如何解讀這一變化？這一變化是否會影響學校原有的工科特色？

鄭強：從國內外著名大學的發展經驗來看，理科是基礎。沒有好的理科，工科是走不遠的。打個比方，讓小孩子學鋼琴，不彈基本的練習曲，一上來就直接彈某一首具體的曲子，就算他能把這首曲子彈得再好，換一首曲子就不行了，這就是基礎的重要性。因此，我們重視理科，主要目的在于夯實基礎。

高等教育管理者應該對大學往哪個方向發展，做到心中有數，發展的同時一定要注意，不能丟失學校自身的特色和傳統——對于這一點，必須保持清醒。

太原理工的傳統優勢是工科，學校要以工科學科為主干，堅持把煤礦、機械、建筑、水利等主干學科辦好。

我們的科研著力點，怎樣才能發揮長項？打個比方，我們做文物修復相關的研究，跟以文科見長的高校搞文物鑒定有著本質區別。我們關注的是，現在文物修復的材料幾乎全靠進口，有沒有可能把這些材料國產化；水的滲漏、風化對文物究竟會有什么影響；如何發揮在材料和現代技術上的專長，利用新材料、新技術對文物進行更好的修復。

現代醫學的發展離不開工科的支撐，國內頂尖的醫學院大多來自綜合性大學，綜合性大學發展醫學學科具有天然的優勢。從農學來看，現代農業的發展同樣離不開現代科技的支撐，工科的作用不可替代。想做的事情很多，當然，所有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現階段，對于山西來說，加強高校之間的合作，大家攜手發展，努力實現學科融合、課程互通、學分互認非常重要。

一切改革都不能照搬

記者：您如何看待自己在太原理工推行的通識教育、學術大部制、學生自由選專業等改革措施，這些改革和浙江大學此前進行的同名改革是否相同？

鄭強：太原理工是培養“卓越工程師”的學校，我們非常關注對學生專業能力的培養。頂尖高校的學生有的時候可以用學校的名聲去找工作，而我們的學生畢業了走到社會上，是要靠專業“吃飯”的。人文情懷和通識教育要有，但根本目的是夯實專業教育的根基。因此，太原理工的通識教育，跟我在浙江大學擔任副教務長時期推行的通識教育相比是有變化的，一切改革都不能照搬。

再看學術大部制改革，我們理想中的大部制是虛體機構，主要作用集中在“學術”兩個字，開展學術評估、學術咨詢、學術研討等，不包含行政管理和教學管理職能。這就和很多學校推行的學術大部制改革不一樣。

在太原理工，只有學業成績前5%的學生才能自由轉專業。為什么要控制比例？我談一個題外話，有的時候父母可能過于在意孩子一時的“志趣”，但是對于懵懂的青少年來說，志趣又意味著什么呢？有時候，他們自己也不清楚。就學術研究而言，一個人對科學的愛好進而熱愛，很多時候是“熬”出來的，是付出了艱辛才能得來的。一個人工作做得越好，就越熱愛自己的工作，就是這個道理。學生的志趣也是一樣，他們要為自己的選擇付出努力。

記者：當前，很多學校正在大范圍地鼓勵學科交叉融合，聽聞您對與之相關的人才培養非常關注，能否請您具體談一談？

鄭強：當前，有些人對“學科交叉”這個概念以及與之相關的復合型人才培養，存在認識誤區。

在做學術研究的時候，我們不能單純地強調“單獨”一個人的復合，去讓一個人什么都懂。我們更需要的是在某些方面有特殊專才的人組成的團隊。就像一個優秀的交響樂團，由每個領域最杰出的樂手在指揮家的指揮下各司其職。

就大學內部的科研活動來說，它通常是以項目來牽動的。當項目遇到需要解決的疑難問題時，交叉的需要自然就產生了。交叉不是一種刻意的行為。

具體到人才培養，我們不能從較低的層級就開始強調交叉，因為這反映到學業上，必然會造成學生在本科階段要修習超量課程。有的教師為了自己的“飯碗”不斷地“加課”。學生學得既多且雜，沒有必要。

大學開出來的課，一定是要讓學生受益終身的“老虎課”，不能以削弱基礎為代價來追求交叉。我在學校倡導“砍課”行動，跟各學院院長強調重點開好各學科的基礎課。學科的前沿進展不是不要學，而是可以通過學術報告的形式來跟進，不必把學術報告都開成課程。

記者：您如何評價自己在太原理工兩年多的任職經歷？

鄭強：人是很渺小的。在傳統的慣性面前，我們不要指望自己能做驚天動地的事，也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做事。有很多人希望我能做好，但能不能做好并不取決于我的理想。就目前而言，在有些事情的推進上，可能時間進度和我預期的不一樣，但可以說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中國教育報》2022年12月12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