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積極應對人工智能挑戰系列評論之五

隨著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加速，“人工智能+教育”已成為教育領域的常態，應用的廣度和深度日益擴大，尤其以ChatGPT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教育應用已經席卷全球，成為一件值得所有教育工作者思考的現象級事件。在此背景之下，生成式人工智能還將與大數據、物聯網、混合增強智能技術等形成人工智能教育應用的立體生態，服務于大部分的教育應用場景，從而對教育變革帶來全方位的影響。因此，加強對人工智能教育應用的頂層設計不僅必要，而且重要、迫切。

實際上，學界有關人工智能教育應用方法、模式、路徑的討論可謂不絕于耳，其中不乏真知灼見。然而，如何做好宏觀層面的政策制度設計，引導人工智能技術形成教育應用的生態體系，實現富有張力的教育應用，還需要更多的探討。

首先，要在國家層面制定新一代人工智能教育應用指南。2017年國務院印發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對推動我國人工智能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但就教育領域的要求僅限于“廣泛開展人工智能科普活動”。2023年7月，國家網信辦等七部門聯合公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同樣不是針對教育這一特殊應用領域的政策文件，對教育工作者和服務者的指導力度顯得有些不足。近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的《教育與研究領域生成式人工智能指南》雖更具針對性，但無法體現中國本土的教育特點，指導價值依然有限。從這個意義上說，要構建人工智能教育應用的中國模式，并與國際接軌，離不開國家層面針對性政策文件的出臺；而且，面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強勢影響，由單一部門制定教育政策或者采用單一的教育政策，都可能力有不逮。

其次，要從服務于國家發展戰略的角度規劃人工智能教育應用。毋庸置疑，人工智能教育應用可以視作教育數字化戰略行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是最具鲇魚效應的技術應用。因此，在理念層面，離不開“應用為王、服務至上、簡潔高效、安全運行”的高位引領；在目標層面，要明確人工智能之于教育轉段升級、提質增效，乃至教育強國、學習型大國建設的價值意義；在方法層面，還要從教育數字化轉型的重點、痛點、難點出發，提出人工智能的應對策略、發展路徑和模式創新。

再其次，要緊密結合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特點做好頂層設計。要從知識再生成的角度，科學把握人工智能的本質，及其在教育流程再造和教育業務重構過程中的角色、優勢和風險，既不能盲目神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教育功能（因其教育價值離不開人類主體的合理建構），也不能把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暫時性不足視作根本性不足（因其內容生成的科學性、邏輯性和豐富性會不斷增強）。著眼于構建人工智能教育應用的生態體系，不僅要引導師生在教、學、評的全流程中合理使用人工智能技術，還要鼓勵企事業單位開發教育版的人工智能產品，規避僭越“人的教育”的風險，實現教育與技術的雙向建構和互惠發展。更重要的是，教師和學生必須具備駕馭技術的能力，才能在高技術場景中實現“人的教育”，在深度應用人工智能的過程中理解人工智能，從而實現“人機共智”和“人機共生”。因此，政策文件不僅需要包含教師隊伍數字素養與技能提升計劃，將人工智能教育納入教師教育內容體系，還需要構建有效貫通人工智能教育的信息科技課程標準，強化青少年學生人工智能素養的提升。總而言之，合理的頂層設計，不僅要明確人工智能教育應用的基本原則和發展目標，聚焦主要應用場景、關鍵技術指標、倫理道德規范和師生素養提升，還需要設定人工智能教育產品的市場準入門檻，將其納入教育督導和治理體系。

最后，政策內容框架需要注重正面引導，實現從管理到治理的轉變。預防或避免人工智能的負面影響不應該作為政策制定的出發點。相反，政策制定應當著眼于如何讓青少年學生在新技術的賦能下獲得更好的發展。因此，要多采用“促進”“引導”“健康發展”“改進”“治理”等積極詞匯，同時要做好優秀應用案例和模式的總結與推廣，為人工智能的普及應用提供經驗參考和示范引領。此外，還要構建政產學研用的多方合作機制，鼓勵企事業單位開發符合青少年特征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教育產品和服務。例如，由國家級實驗室上海人工智能實驗室開發的浦育平臺就深受青少年學生喜歡。

面對人工智能的應用體驗，很多學習者、教師和學者都會在一定程度上產生應用上的兩難困境：一方面，我們希望利用它來提高我們的學習、工作和研究效率；另一方面，我們總有一種超強的被替代感。這種較量，依賴單獨的個體是遠遠不夠的，更需要集體的智慧和有組織的政策行動。

（作者系華南師范大學教育信息技術學院教授）

《中國教育報》2023年10月17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