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強國建設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性和先導性戰略工程。當前，通過完善對外開放戰略策略，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資源和創新要素，積極參與全球教育治理，建成具有強大影響力的世界重要高等教育中心，是建設教育強國的應有之義和必由之路。

高水平對外開放以制度型開放為主要特征

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強調“開放”的重要性，并明確指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對外開放是全球化時代拓展國家利益的有效策略。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我國當前正在推進的“第三次開放”與前兩次具有顯著差異，其本質特征是制度型開放。

制度型開放是一種規則體系的“境內開放”，主要包括三方面內容：一是將高標準的國際規則體系延展到國內，加快構建與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相銜接、相協調的國內規則和制度體系；二是將國內規則和制度體系轉變為國際通行的規則標準，實現國際與國內經濟制度的協調和融通；三是通過在國內實施一系列系統性制度創新，逐漸引領全球規則、標準的制定，深度參與全球治理并重塑全球規則。

2013年以來，我國進入高水平開放新階段，即改革開放的主動作為階段。在此階段，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與制度型開放并存，但制度型開放是更為典型的特征。在此新進程中，我國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設立多個自由貿易試驗區及海南自由貿易港，開啟外商投資管理制度的探索和創新，逐步構建在國際貿易中的話語權。2020年11月15日，我國正式簽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2021年又正式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進一步體現出我國推進高水平開放的信心和決心。

以特殊經濟區建設推動與擴大教育對外開放

設立特殊經濟區特別是設立自貿港（自貿區）、實行高水平開放是世界各國謀求全球資源優化配置、吸引國際經濟活動和實現高水平發展的主要方式，也是許多國家和地區推動與擴大教育對外開放的重要手段。

迪拜自由區是迪拜酋長國政府于1980年提出的概念，旨在打造一個免稅、政府監管度低的自由貿易區。隨著自由區的快速發展，該國政府又將自由區的職能范圍從貿易領域延伸到了媒體、教育、科技等領域。2003年，迪拜“教育自由區”正式成立，吸引了大量外國教育機構。

迪拜教育開放的一個重要特色是，不同的自由區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定位，以吸引特定的投資者。其中，與教育密切相關的區域主要有5個：一是迪拜國際學術城，這是世界上最大的完全致力于高等教育的生態系統，也是專門為高等教育機構設立的區域。目前，該區域擁有來自150多個國家的2.7萬多名學生。二是迪拜知識園區，擁有眾多人力資源管理、招聘、咨詢、獵頭、職業培訓和專業發展公司，還擁有英國赫瑞－瓦特大學、澳大利亞伍倫貢大學、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商學院和英國埃克塞特大學等世界知名高校。三是迪拜健康城，以創新性法規及靈活投資模式，促進健康和保健生態系統建設。四是迪拜硅綠洲，提供促進教育發展的生態系統。美國羅切斯特理工學院就在其中設有國際學校，提供一系列商業和技術學位，并利用周邊各大公司，讓學生獲得實習機會和就業機會。五是迪拜國際金融中心，建立國際公認的獨立監管機構和成熟的司法體系，擁有超過3.6萬名專業人士和4300多家活躍的注冊公司。其發展愿景是成為全球金融和創新中心，吸引國際各大商學院前來開設各種研究生水平的商業課程，推動金融業的合作與發展。

新加坡利用自貿港發展帶來的吸引力，大力發展跨境教育，擴大國際合作規模，吸引世界一流教育機構前來辦學。1998年，新加坡政府提出“10所頂級大學計劃”，即用10年時間引進10所全球頂尖大學在新加坡辦分校。2002年，新加坡啟動“環球校園”計劃，成為新加坡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總體政策框架。該計劃的目標是到2012年之前吸引10萬名自費留學生和10萬名國際企業高管到新加坡學習與培訓，把新加坡建成“世界級的教育中心”。

依托自貿港高度開放的環境，新加坡通過跨國高等教育提供者與本國高等教育機構的合作，引進了國際先進管理經驗，發展了國際性高校，加強了國際合作辦學、研究的能力與規模，推進了本國高等教育機構的國際化水平，并通過跨國交流合作和知識轉移升級了本國高等教育機構的教學與科研能力。

進入21世紀，韓國政府開始著手打造教育中心，以提升該國在知識經濟市場中的競爭力。韓國政府積極推動建立國際化的學校，使本國學生可以在國內就讀，以扭轉人才外流的趨勢。2007年，松島新城“全球大學校園”計劃正式在仁川自由經濟區啟動，目的在于加快推動韓國從制造業經濟向知識經濟的轉型。在該區域建立分校區的外國院校，于制定招生、錄取標準和課程計劃等方面擁有自主權，從而最大限度地確保韓國校區與高等教育提供者來源地具有相同的學術標準。2012年，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韓國校區開學，之后陸續又有來自世界各地的高校入駐。2015年，該區域更名為“仁川全球校園”（也稱“仁川國際大學城”）。作為由韓國政府和仁川市共同建設的國家項目，其旨在創新韓國的教育體系，并在教育、經濟、工業、文化和藝術領域培養下一代全球領袖。該區域總投資達10億美元，可容納10所世界知名大學，以及來自全球約1萬名多元化的學生。

充分發揮自貿港（自貿區）在高水平教育對外開放中的引領示范作用

《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提出，“開創教育對外開放新格局”是推進教育現代化的一項戰略任務。自貿港（自貿區）在高水平教育開放方面具有引領示范作用，是推動新發展階段教育高質量發展、加快建設國際高等教育中心的重要抓手。

深入推進制度型開放。以自貿港（自貿區）建設擴大教育對外開放，必須進行頂層設計和系統謀劃，主動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和教育規則。特別是應實施自貿港（自貿區）提升戰略，擴大制度型開放的范圍，加快制定教育服務貿易和投資領域開放的標準，推動制度創新，積極有序擴大教育領域開放，更好地滿足市場對高質量教育服務的需求。同時，也要注重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機制化教育合作，尤其是“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和地區的教育交流合作，為我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和《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鋪平道路。

積極開展先行先試。作為制度型開放高地，自貿港（自貿區）應邁開腳步，大膽試驗，充分發揮先行先試作用，引領和推動中國教育對外開放。針對當前自貿港（自貿區）教育對外開放領域和內容相對局限與單一的現狀，有關區域和部門應吸收借鑒國際自由貿易港教育對外開放的經驗，不斷豐富教育對外開放的多元要素，支持在新興和前沿教育領域開展國際交流合作，充分釋放自貿港（自貿區）教育對外開放的先行先試活力與動能，將自貿港（自貿區）建設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對外開放的生動范例，為全國教育發展提供更多可復制、可推廣的成功經驗。

大力推進產教融合。自貿港（自貿區）是前沿和先導產業的聚集區，有關區域和部門應提升教育與產業的耦合互動能力，將自貿港（自貿區）建設成為世界重要人才中心與創新高地的典型范例。自貿港（自貿區）內的高水平教育和研究機構可加強與信息、健康、生命科學、航天航海等前沿高新技術產業的緊密合作，積極為這些前沿產業培養并輸送高水平人才，以及提供高水平的技術支撐。針對現代服務業，自貿港（自貿區）內的高等院校可加強與旅游、文化創意等領域現代服務業的合作，充分利用自貿港（自貿區）的相關政策與資源，全面提升現代服務業水平。

有效促進制度擴散。制度型開放具有國內規則與國際規則雙向互動的特征，不僅包括國際規則的國內化，也包括國內規則的多邊化。積極推進國內規則國際化進程也是化解“規則壓力”的有效選擇。源于20世紀80年代的“超級全球化”正面臨“有限全球化”的挑戰。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實際上為新的全球化發展指明了方向，尤其是加強“一帶一路”教育合作，構建全球教育共同體，成為加快教育對外開放和建設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必由之路。在新的全球教育治理格局和體系下，通過自貿港（自貿區）探索制度型教育開放，不僅需要構建能夠與國際教育相銜接的規則和標準體系，還要著力釋放制度開放優勢，以國內的成功教育經驗為基礎，創新并推廣形成國際制度，特別是借助國際組織傳播等方式實現制度外溢。制度擴散將有助于增強我國在全球教育治理體系變革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推動新時代全球教育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

（作者系浙江大學教育學院院長，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十四五”規劃2021年度教育學重點課題“自貿港[自貿區]建設背景下的教育對外開放研究”[課題批準號：AFA210013］的階段性成果）

《中國教育報》2023年11月13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