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濤（1642—1708），俗姓朱，名若極，廣西桂林人，出家后法名元濟，一作原濟，號大滌子、石道人、苦瓜和尚、瞎尊者、清湘陳人、清湘老人、清湘遺人、零丁老人等。石濤與弘仁、髡殘、朱耷合稱“明末四僧”，是中國繪畫史上一位繼往開來的人物，他既在繪畫實踐中積極探索、革新，留下了諸多繪畫名作，又將所得總結為《石濤畫語錄》，為中國美術史、美學史留下了理論名著。

    靖江王子

靖江王是中國歷史上傳襲時間最久的藩王，從明洪武三年（1370）到清順治七年（1650），共計二百八十年。第一位靖江王是朱元璋兄長南昌王朱興隆的孫子朱守謙，其父朱文正有勇有謀，深具軍事天才，曾追隨朱元璋平定天下，在疆場立下了赫赫戰功。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朱元璋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任命樞密院同僉朱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職位在徐達、常遇春等人之上。

元末明初，群雄逐鹿。至正二十二年（1362），史上著名的“洪都保衛戰”中，就是朱文正坐鎮孤城南昌，抵御了陳友諒六十萬大軍的進攻，構成軍事史上的奇跡。戰后朱元璋大肆封賞，不知是什么原因，唯獨忘卻了侄子朱文正，因此使得朱文正產生不滿情緒，酒后放言有投靠張士誠之意，遭到朱元璋囚禁，后抑郁而亡。朱文正去世后，朱元璋念及侄兒一路追隨自己南征北戰的勞績，深覺愧對兄長，立國后為補償朱文正，于洪武三年（1370）四月七日，將朱文正年僅十歲的兒子朱守謙封為靖江王，建藩于廣西桂林。

洪武五年（1372），朱守謙以南京明皇宮為藍本建府，山光水色設計精巧，殿堂樓閣獨步峰南，前后用了二十余年，形成了門深城固、氣勢森然的靖江王城，比北京的故宮還要早34年。明朝共有12代靖江王居住于此，歷時280年。

石濤是朱守謙的第十一世孫，明靖江王朱亨嘉之子。崇禎十五年（1642）出生于桂林，然而生不逢時，誕生后不久即面臨著社會的動蕩和國破家亡的巨禍。

崇禎十七年（1644）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稱帝，國號“大順”，同年四月二十五日攻克北京，崇禎皇帝自縊于煤山，明朝宣告滅亡。此時遠在桂林的明室王孫、靖江王世子朱若極年方兩歲。北京淪陷后，國家頓時陷入一片混亂，南方的一些明宗室紛紛稱帝，從南京的弘光帝到敗退昆明的永歷帝，都不成氣候，這一時期近二十年，史稱“南明”（1644—1662）。石濤生父朱亨嘉也抓住這個機會，在廣西總兵楊國威、桂林府推官顧奕等人的擁立下黃袍加身，自稱監國。朱亨嘉稱帝非但沒有給石濤帶來好運，反而加速了家族的滅亡。1645年朱亨嘉被丁魁楚戰敗，遭中軍官焦璉召、陳邦傳捉獲，押解到福建，送交時在福建稱制的隆武帝朱聿鍵。歷史上稱此事件為“靖江之亂”，朱亨嘉被貶為庶人，其兄朱亨歅晉封靖江王。1646年四月朱亨嘉被縊殺。1650年，清軍攻破桂林，朱亨歅自縊殉國，靖江王爵位至此而絕。

朱亨嘉稱帝失敗后，朱若極在家仆的救護下逃出，到湘山寺削發為僧，法名元濟，時年四歲。元濟的家國之恨早已種下，但與清軍進犯并無直接關系，所以后來改號石濤的元濟兩次晉見南巡的康熙皇帝，欲以一己之才報效清廷，但最終并未如愿。作為明宗室后裔的石濤兩度恭迎康熙圣駕，常為世人所詬病，有人甚至以此指責他缺少家國情懷和文人風骨。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石濤在題八大山人《水仙圖卷》時稱其為“金枝玉葉老遺民”，落款“若極”，由此不難窺見，石濤的心靈深處并沒有完全拋卻家國情懷。然而，一個出世的畫家并不同于苦謀復國的遺老，對于石濤而言，藝術的意義遠遠大于世俗的政治追求。康熙三十年（1691），石濤從北京乘船回到揚州，后在此終其天年。

    苦瓜和尚

據說石濤是歷史上吃苦瓜最多的人，不僅每餐必有苦瓜，而且還供奉于香案，由此他自號苦瓜和尚。身為出家人，石濤未必有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復國大志，然而，每餐必食苦瓜應該和他的人生遭遇及身心感悟具有一定的聯系。因此石濤將輯錄自己一生繪畫思想的書籍命名為《苦瓜和尚畫語錄》，也就毫不奇怪了。

石濤很早就顯現出驚人的繪畫天賦，并且對前人繪畫和詩文書法都進行了廣泛學習，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從石濤流傳下來的早期作品，不難看出他刻苦努力、兼收并蓄之功，這為他個人繪畫藝術風格和藝術思想的成形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石濤的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大自然的滋養讓石濤的情感更加豐富，思想也慢慢成熟，“用情筆墨之中，放懷筆墨之外”，石濤能將自己的真實情感充分地灌注到筆墨之中，所以，他的每一幅畫作都有飽滿的生命力。但他在對待傳統時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他并不認同董其昌所提倡的摹古之風。石濤在自己的繪畫中能夠自動屏蔽客觀事物的干擾，時刻保持清醒，這也與他是一名禪僧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康熙三年（1664）前后，石濤由武昌到達廬山，在開先寺作《山水人物圖卷》，便體現出打破常規、“我自用我法”“任是清湘一家法”這種對待創作的決心。這幅畫構思獨特，筆墨凝練，無論是繪畫技巧還是境界經營均發生了很大變化，顯露出恣肆豪放、酣暢淋漓的個人風貌之端倪，盡管此時的石濤對創新充滿了自信和激情，然而他的作品依然顯現出元四家和明沈周以及同時期“新安派”畫家的影子。

石濤繪畫藝術的高峰期是南京和揚州時期。康熙十九年（1680），石濤從宣城移居人文薈萃、雅士云集的南京，在這里，他結識了屈大均、孔尚任、龔賢、程邃、查士標、戴本孝等文學藝術家，受這些人的影響，他的生活和思想發生了較大變化。這一時期，石濤精力充沛，創作熱情高漲，山水畫由原來受“新安派”影響的狀態中擺脫出來，徹底形成了自家面目。

1685至1686年，石濤三游黃山，對他山水畫的創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對此他曾用詩句進行形象的記錄：“黃山是我師，我為黃山友。”《山水清音圖》就是這兩年之中的作品，這幅作品經營位置非常有創造性，圖中青山巍峨，叢篁滴翠，峭巖錯落縱橫，山路崎嶇婉轉，古松遒勁蒼健，飛泉潺潺湲湲，就在山泉之上，松竹掩映之間，一水閣涼亭深藏其中，兩位高士聽泉論道。從技法上看作品已非常成熟，用筆潑辣，用墨灑脫，皴擦點染，彼此交織，并且廣用苔點，顯出奇特的效果，以優美的格調和超凡入勝的情境讓人耳目一新，給人一種蕭森郁茂、深邃靜謐的感覺。

石濤在康熙三十年（1691）創作了《搜盡奇峰打草稿》，除了畫面意境之外，作品的名字似乎具有更大的藝術價值。《搜盡奇峰打草稿》現存于北京故宮博物院，有關石濤的各種書籍、畫冊靡不收載，整幅畫用筆較《山水清音圖》相對細膩，層層勾染，濃墨皴擦，淡墨暈染，仍然以獨特的苔點層層疊加，畫面顯得豪放而雄渾。進而細察，筆墨線條自由流暢之中時露纖弱雜亂。這幅作品對后世影響極大，當今山水畫的寫生教學都以此為理論依據。可以說，石濤的書畫美學觀和后來“揚州畫派”鄭板橋的“畫到生時是熟時”之主張似有相通之處。石濤一生留下很多優秀的繪畫作品，如現藏于上海博物館等處的《石濤書畫卷》《秋聲賦圖卷》《荒城懷古圖軸》《巢湖圖》《春江垂釣圖》《云山圖》《余杭看山圖》等都是他這一時期創作的精品佳構，堪稱中國古典山水畫的典范，對后來揚州畫派乃至海派的創作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余風至今猶存在于各大美院的山水畫教學之中。

晚年還居揚州的石濤還俗入道，居于大滌草堂，體衰多病，生活一度困頓不堪，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石濤此期寫給清初大收藏家岱瞻（江士棟）的四通書信，言語近似哀求，讀來令人心酸：“弟昨來見先生，因有話說，見客眾不能進言，故退也……”“中秋日與書存同在府上一別，歸家病倒今，將謂苦瓜根欲斷之矣。”從這些字句中仿佛能看到風燭殘年的石濤在繁華的揚州城里靠賣畫為生的困頓景象。在談到石濤一生的藝術成就時，常有人對其晚年的草率之作感到遺憾，黃賓虹在《虹廬畫談》里評說：“清湘老人，早年極能工細，凡人物鳥獸花卉，時有所見。生平所畫山水，屢變屢奇。至其晚年，凡署耕心草堂之作，多粗枝大葉，且用拖泥帶水皴，實乃師法古人積墨、破墨之秘。”這種表現正反映了石濤晚年精力有限卻不得不為了生活而奮筆揮寫，所作自然難免粗疏，然而這些作品已不能代表石濤的藝術水準。我們讀其畫想見其人，更應該理解他生存的艱辛與不易。

康熙四十六年（1707）重九，石濤作山水贈道先生，題跋中有體力不支的感嘆。第二年春作《梅花吟》有句云：“何當遍繞梅花樹，頭白依然未有家。”這一年石濤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差，至秋冬，一代畫僧終在貧病中離開這個世界，享年六十六歲，死后歸葬揚州蜀崗之麓。

（作者系濟寧學院美術學院特聘教師、韓國又松大學博士生）

《中國教育報》2024年05月24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