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四十，遙望來時路，回首語文事，多多少少懂了些：語文人的成長并成熟都是浸染在時光里的，和語文緊緊聯系的閱讀、思考、設計以及課堂實踐，都是需要和歲月一起沉淀、發酵后才升騰絢麗的。而閱讀，是墊起我教學高度和深度的基石。

　　2009年大學畢業，剛上講臺的那幾年，我教得很勤苦，早出晚歸，時間和精力全都傾注在教學和管理上，但很少讀書。我以為，勤抄教參，多考試，多批改，多校對，語文如此重復，卻從未想過要把閱讀變成生活方式，要找回生命靈魂的呼吸。

　　閱讀的回歸，緣于我的一堂語文公開課。2013年的秋天，在安徽省亳州市舉行的語文教學觀摩會上，我執教汪曾祺先生的散文《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一種封閉的文化”，根據教參解釋，文章寫了汪曾祺先生對北京“胡同文化”的批判和否定。我就此理解上了一堂頗為滿意的課，那一句“蝦米熬白菜，嘿”的朗讀更是激起了陣陣掌聲。

　　可沒多久，我無意中讀到了史紹典先生對《胡同文化》一文的解讀：“他沒有對胡同文化進行批判，完全沒有批判的意思。對胡同文化，他有一種依戀、一種感傷、一種懷念，還有一種無可奈何。”原來，《胡同文化》是汪曾祺為《北京胡同》這本攝影集寫的“序言”，這本攝影集就叫《北京胡同》。《北京胡同》本身，有一種強烈的保護北京特有胡同的情緒。“它是在批評、批判胡同文化嗎？”這幾行字，雜志上印得不大，卻是那么顯赫地晃動在我眼里，晃著晃著就化成了這樣一聲棒喝：“你有讀書嗎？”我羞愧至極，為自己的無知和淺薄，更為那無數個不閱讀的日子。

　　教學的孱弱其實就是閱讀的蒼白。錢夢龍老師說：“語文教學其實也是語文教師自身讀寫狀態的生動展示。”“有些語文教師平時除了幾本‘教參’幾乎什么書都不讀，什么文章也不寫，一心想在教學方法上花樣翻新，以為這樣就能提高教學水平，這種舍本逐末的追求，結果必然是緣木求魚。”書香澄余滓，杳然天界高。語文教師失去了閱讀的基石，黯淡了思考的靈魂，把自己一味封閉在狹小的教參空間，必然會流失生命的氣息，他的課堂也必然走失靈魂。

　　書架開始生長。余華的《活著》擠走了教案集，福貴牽著老牛經過講臺時，總有學生偷偷抹眼睛；木心的《文學回憶錄》躺在辦公桌抽屜里，上課鈴響前翻兩頁，粉筆字便染上春秋戰國的煙雨。最驚喜的是《論語》，從前只當它是考點大全，如今卻在“暮春者，春服既成”的句子里，看見兩千多年前帶著學生踏青的孔老師，他的布鞋上沾著和我們春游時一樣的草籽。

　　去年教高一時，講解《赤壁賦》時，我把蘇軾的孤舟泊進了小王子的B612星球。學生們驚覺，“寄蜉蝣于天地”的蒼茫與“馴養玫瑰”的執著，原是生命長河的兩岸青山。當有學生用《尋夢環游記》的萬壽菊橋，連接費孝通《鄉土中國》的差序格局時，教室上空的積雨云突然裂開一道光的縫隙。

　　奧地利作家茨威格說：“一個人生命中最大的幸運，莫過于他在年富力強的時候發現了自己的使命。”安靜下來的我，開始利用教學外那些邊邊角角的時光去讀書。讀魯迅，讀余華，讀蔣勛，讀木心，讀博爾赫斯，讀《論語》，讀《莊子》，讀唐詩宋詞，讀哲學的、文學的、美學的……

　　錢夢龍先生的箴言恰似醍醐灌頂：“語文教師自身讀寫狀態就是最生動的教參。”那些年困守教參的蒼白歲月，恰印證了朱永新的論斷：“沒有教師的精神成長，何來課堂的生命氣象？”當我在教育典籍中尋找救贖，蘇霍姆林斯基的忠告與于漪的教誨形成和弦——教師書架的高度決定課堂的海拔。葉圣陶的“教是為了不教”在書頁間蘇醒，王棟生筆下的教育良知像一盞燈，照亮了我教案上蜷縮的舊靈魂。

　　閱讀上去了，思想深邃了，眼光獨到了，教學也就靈動了。教《孔乙己》，我從“記”字切入直逼看客冷漠的人性，且使看客的冷漠有了歷史的縱深；《臨安春雨初霽》著眼“小樓一夜聽春雨”一句，就和學生們一起真切地聽到了放翁那遙遠的關于國之愛的嘆息；《琵琶行》里“江州司馬青衫濕”“唯見江心秋月白”，僅點此兩句，樂天的浩渺情緒即刻漫溢至我們每個人的心里……

　　人的心境得以改良，你的課堂也因而潤澤。批改作文時，我常在紅筆停頓的間隙望向窗外。紅楓樹的新芽又爬上三樓的窗沿，讓我想起初上講臺時總愛引用的句子：“教育是一棵樹搖動另一棵樹。”如今才懂得，最先要搖動的，是自己這棵曾險些枯槁的樹。那些在書頁間重新生根的日子，那些被學生的淚與笑澆灌的深夜，終于讓年輪里長出了更柔軟的春天。

　　（作者系山東省臨沂市臨沂商城實驗學校語文教師）

《中國教育報》2025年06月11日 第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