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現代文論研究》 王洪岳 著 西南大學出版社

　　元現代文論的興起根植于后現代主義的理論困境。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降，后現代主義的解構策略逐漸顯露局限，尤其是其對本質主義的徹底否定、對價值評判的刻意懸置，導致文化理論陷入懷疑的教條主義，難以回應氣候變化、數字技術革命等21世紀的新現實議題。在此背景下，“后現代之后”的理論命名成為學界難題，先后出現“后—后現代主義”“超現代主義”“數字現代主義”等諸多稱謂，但均未形成共識。直至2010年，兩位年輕的荷蘭學者提莫休斯·佛牟倫和羅賓·凡·登·埃克聯合發表《元現代主義札記》一文，以“鐘擺振蕩”為核心隱喻，提出元現代是“在現代理想主義與后現代懷疑論之間往復”的文化感知結構，真正引發學界對元現代理論的普遍關注。

　　國內元現代研究起步于對“后理論時代”的回應。英國理論家伊格爾頓2003年出版的《理論之后》宣稱“文化理論黃金時代終結”，上海交通大學教授王寧以“后理論時代多元共生”為核心觀點介入國際論爭，并以其1998年出版的《后現代主義之后》開啟本土探討。但長期以來，國內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其一，時間維度上，對2010年前的理論梳理較為充分，但對近十年來的研究追蹤缺位，未能及時捕捉元現代向數字藝術、社會倫理延伸的新趨勢；其二，在內容層面上，大多停留在零散引介，如對佛牟倫和埃克“振蕩說”的碎片化解讀，缺乏對其他學者的系統剖析；其三，方法上陷入“西方理論—中國應用”的單向模式，未能建立本土理論話語，且與別現代等同類思潮的邊界模糊。正如王洪岳教授在《元現代主義：“后現代之后”的文論之思》一文中指出，國內學界始終面臨“理論定名困境”與“分析框架缺失”的雙重挑戰。

　　王洪岳教授的新著《元現代文論研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該書最鮮明的價值在于完成了元現代文論的系統性建構。該書以七章結構搭建起完整框架：從“元現代文論的前史”鋪陳文化語境，到對佛牟倫、漢茲、斯托姆等核心學者的專題剖析，再到價值重構與批評實踐的延伸，形成“語境—核心理論—實踐應用”的邏輯遞進。這種編排既回應了王洪岳提出的“理論定名困境”，又彌補了對西方學界近十年來研究追蹤缺位的問題。

　　該書在研究方法上實現了雙重突破。其一，打破了“西方理論—中國應用”的單向路徑，將元現代置于世界文論互動語境中考察。如第五章對斯托姆理論的解讀，既追溯其與杜威實用主義的淵源，又關聯中國“中和之美”傳統，這種跨文化闡釋呼應了作者在《元現代理論視野中的審美闡釋》一文中提出的“雙向互鑒”理念。其二，建立“理論追蹤—實踐驗證”的動態范式。書中既捕捉到元現代向數字藝術、生態美學擴展的新趨勢，又在第七章通過中國網絡文學個案，驗證了“新真誠”“非托邦”等概念的本土適配性。這種范式創新具有重要示范意義。針對國內文論研究重引介輕建構的積弊，該書展示了如何借鑒歐美話語而不依附：將佛牟倫的“振蕩說”與中國傳統“陰陽相濟”思想對話，使元現代理論成為“融合前現代、現代、后現代有益成分的思想產物”。這種整合性思維，為解決“當代文論思想疲軟”問題提供了有效路徑。

　　該書最具現實意義的貢獻，在于推動元現代理論與中國批評實踐的深度融合。第七章對中國文藝個案的分析，彰顯了理論的解釋力：以“中位性”視角解讀莫言《豐乳肥臀》的歷史敘事，既超越后現代的解構游戲，又避免現代主義的宏大敘事偏執，這種解讀延續了作者在《精靈與鯨魚：莫言與現代主義文學的中國化研究》一書中堅持的“現代主義中國化”的研究思路。同樣值得關注的是其對文論話語建設的引領價值。在“后理論時代”語境下，該書建構的元現代話語既回應了伊格爾頓“理論終結”的論斷，又為中國文論走向國際提供了可對話的概念工具。書中提出的“非托邦中位”“新深度”等范疇，既切中當代中國社會希望與焦慮并存的情感結構，又為《元現代主義：“后現代之后”的文論之思》中呼吁的“感性結構研究”提供了方法論支撐。

　　《元現代文論研究》的價值不僅在于完成了元現代理論的體系化梳理，更在于示范了中國學者如何在世界文論格局中確立主體性。從早年《審美的悖反：先鋒文藝新論》對先鋒文藝的剖析，到如今這部著作對元現代的建構，王洪岳始終踐行“理論創新需扎根實踐”的學術理念。該書的出版，旨在推動中國元現代研究從“跟跑”向“并跑”跨越，為當代文論話語建構注入持久活力。

　　（作者系華中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中國教育報》2025年11月05日 第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