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岸”

2010年，我博士畢業后選擇留在母校執教，從學生變成了老師。

第一次以教師身份走進教室，是畢業那年夏天的期末考試。我擔任一個考場的主考官，抵達考場時時間還早，只有三四個學生在復習備考。也許是對自己老師的身份還沒有完全適應，也許是不想為備考的學生制造緊張氣氛，我沒有徑直走向講臺，而是抱著試卷袋悄悄坐到了教室第一排的角落里。慢慢地，教室里的人多了起來，參加考試的學生陸陸續續走了進來，看得出來大多數學生還是有臨考前的一些惴惴不安，有學生一遍遍地翻閱、背誦復習資料，有學生慌慌張張做著考前準備，還有學生一邊翻書一邊食不知味地往嘴里塞著早餐。當然，也有心態較好的學生，三三兩兩聚在一起或是調侃昨天晝夜溫習的辛苦，或是議論考試結束后去哪里大吃一頓……整個考場可能只有我一個人的感覺是完全不同的，也許這就是一種順利“上岸”的感覺吧。

這時，有位學生注意到了我，他走過來笑嘻嘻地問我：“你不是我們班的吧？”我啞然失笑，他肯定認為我是和他一起參加考試的學生了。我存心逗一下他說：“是啊，我不是你們班的，至于我為什么來這里，你很快就知道了。”他顯然被我的回答搞得有點懵，不過他沒有細究，仍然和我閑聊，繼續問我是哪個學院的，考試準備得怎么樣等，我沒有直接回答，反問他準備好了沒，“差不多吧。”他撓了撓頭說。

雖然這件事已經過去了十幾年，但我現在還記得那個學生看到我走上講臺拆開試卷袋時驚訝且略顯尷尬的表情。也許這件事他會記很久，也可能會給他帶來一點困擾，不過顯然我的記憶保留的時間更長一些。因為，從那一刻開始，我意識到雖然我比我的學生大不了幾歲，但我已不再是一名學生了，我已經是老師了。

也是從那一刻，我開始思考，我該成為一名什么樣的老師？

2019年教師節，作者（中）和學生在一起

站穩

師者，為人師范。那何為“師范”？陶行知先生曾說過，學高為師，身正為范。從這兩方面來講，我認為，作為一名老師，有兩個基本要求：

一個基本要求是“學高”，即有扎實學識。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在正式成為一名大學教師前，我完整地經過了基礎教育、大學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如果加上作為師資博士后在流動站工作的兩年時間，我總共經過了23年“寒窗苦讀”才正式站上講臺。雖說不上才高八斗、學富五車，但在專業領域也算有一技之長。從授業解惑的角度來說，倘若我們不能在所教授的領域有過人之處，為人師必誤人子弟。然而，是否出類拔萃者皆可為師？好老師的標準是不是就是杰出人才？我想這應該是一個基本標準。

另一個基本要求是“身正”，即從品行上嚴格要求自己。老師不能僅僅做傳授書本知識的“教書匠”，而應成為塑造學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中國自古就有尊師重教的傳統，與之相對應的，整個社會對老師的要求也非常高。這讓很多剛入職的老師感到壓力，我們是不是該用社會道德模范的標準來要求自己？其實不然，老師也是普通人，只是站上講臺承擔教書育人職責的我們，必須為自己的言行負責。因此，教書育人，無論所教科目為何，一則必得統攬世界大勢，通曉民族大義，有擔當有正氣；二則需要洞察世事人情，常懷仁愛之心，有格局有品位。我認為，如果符合這兩個要求，就應當能夠站得穩三尺講臺，稱得上一名合格的老師了。

師道

那么，如何才能成為一名合格的老師呢？簡言之，修身治教行其大道。

曾經有一位學生在課堂上說，他能把我所教授科目的教材全文背誦下來。我聽了頗感驚訝，在這一點上，無疑他是勝于我的。那我作為他的老師，究竟勝于他哪里呢？很快，我就釋然了，我想我勝在不僅對于教材內容熟稔于心，還能夠通過自己所知所學超越教材。作為大學老師，我們在更多時候教給學生的不是細節，而是通過向學生傳遞我們學習過程中的個人特質和體驗，幫助他們學會如何敏銳地發現問題，如何科學客觀地分析問題，以及如何利用所知所學去解決問題。當然，學生時代所學內容畢竟受限于時空，從教過程中并不能一勞永逸。因此，從踏上講臺那一刻起，“修身”第一要務就是不斷地學習，我們要學習的內容和范圍遠遠超過我們讀書時所修的專業科目。通過不斷學習并融會貫通，我們才能在授課過程中游刃有余，既能講清楚整個學科知識架構和不同知識點之間的邏輯關聯，也能結合學科發展前沿動態拓展學生知識邊界，激發學生的創新思維。

不僅如此，為人師，還要對講臺有敬畏之心，人生須有大格局。記得在一堂答疑課上，有個學生走到我跟前悄悄問我：“老師，你每個月的工資是多少？你對這個工資滿意嗎？”當時我的薪資并不高，按時薪來算，每節課的課酬還比不上給我家裝修的工人。有時和同事一起閑聊時也會有抱怨，畢竟作為一名“青椒”，生活壓力還是有的。但是，我絕不能把這種情緒傳遞給學生。其實冷靜下來思考就會發現，教師作為經驗型的行業，薪酬前期增長相對緩慢，但會隨著能力、資歷和職稱等方面的提升而不斷上漲，只是初入職時正是捉襟見肘之際。彼時，我們所知所感雖是真實的，但并不客觀。作為一名普通老師，雖談不上不食人間煙火，但也不能時時以一己之利為念，斤斤計較。“修身”當有大格局，如果我們每言必計利，那培養出一批精致利己主義的學生也就不足為奇了。

教師，被譽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我們傳授的不僅僅是知識技能，還傳遞思想信念以延續文明血脈。不再是青蔥歲月、懵懂少年的我們，漸漸開始羞于表達理想，不再熱血沸騰地講信仰。但是，理想信念是刻在我們骨子里的，將這種信念和責任感傳遞給學生，也是我們每個老師不可推卸的責任。如何傳遞這種信念和責任感？以何治教？這顯然是需要方法的。即使是同樣的內容，不同的人講出來說服力也是有差異的。講述別人的故事即使聲情并茂，也會缺乏親歷者的那種感染力和說服力。因此，我在授課時常常會思考如何在宏大敘事下適時“代入”自己親歷的微小故事，在課堂上尋找與學生的共鳴點。比如講到中國制度優越性時，我會盡力用史實和數據來佐證理論，同時我也非常愿意講述自己家族幾代女性的命運，講述自己成長求學的經歷或海外訪學的所見所聞，以個人體驗尋找和學生的情感相通點。“親其師”方能“信其道”，人與人面對面的溝通，有時可能就是一個眼神的交流、一種思想的共鳴，卻遠比語言本身更有力量。

留白

青年學子最富有朝氣，有求知欲，有好奇心，但也不可否認不少人心性未定，難以沉下心來做學問，易生出憊懶之心。在剛開始教學的時候，如果我們忘記了這一點，就會很有挫敗感。剛入職時，我為每堂課都準備了150%的講授內容，以100%的精神走上講臺，聲情并茂、口若懸河地講上兩三個小時，唯恐漏掉一丁點重要內容。事實上，我發現總有少數學生表現出我無法理解的冷漠與無視，或戴著耳機聽歌的，或拿出手機刷視頻、玩游戲的，甚至呼呼大睡的。疾言厲色還是痛心疾首？慢慢地，我意識到，我面對的是有血有肉的年輕人，他們剛剛經歷10多年的基礎教育，快速積累了大量的準確知識，已經對這種知識填鴨的“精選模式”麻木了。現在無論向他們灌輸的細節多么準確，在以后生活中他們遇到這些細節的機會都微乎其微。其實他們也在困惑，這些知識除了應付考試還有其他用處嗎？他們想要的是什么？更多時候恰恰不是細節，而是能應用于各種細節的原理，以及能將原理融會貫通、隨心所欲化為己用的能力。想通了這一點，我漸漸學會了為課堂留白，每堂課只講授80%的內容，剩下的時間給自己留白，也給學生留白。

在這個留白的空間里，我要表現的不是無所不知，而是作為一個無知的人與學生一起探索。比如，我在給外語學院學生授課時，會圍繞現實熱點或新聞熱點，請他們去跟蹤外媒輿論，在課上分析外媒的評論是否客觀公正，分析我們正面臨什么樣的國際輿論場，分析應如何逐步建構話語權以應對這些挑戰。再比如，給水利水電工程學院學生上課時，我會講“李約瑟難題”，請他們結合自己的專業分析中國古代在領域內的杰出貢獻，讓他們進一步思考現代中國在該領域有哪些貢獻，在未來會有哪些發展。我想，這時我的角色是授之以漁而非授之以魚，更多時候僅僅是賦予他們用自己所知所學去解決現實問題的力量就足夠了。

如今，我已有超過10年的任教經歷了，每次步入教室，已經沒有學生把我錯當成同學了。我終將不再年輕，已經從里到外由學生完全蛻變成一名教師。然而，在追求卓越教師的道路上，我仍需砥礪前行。梅貽琦先生曾說過：“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也許我們不能皆成為大師，然既入得此門，就必須恪守為人師表之基本準則，修身為本，治教有方，以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四有”標準自勉，以人格魅力引導學生心靈，以學術造詣開啟學生的智慧之門，成為一位帶領學生“行大道”的 “大先生”。（作者 陳慧女 系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曾先后赴英國德蒙福特大學和美國丹佛大學訪學）

來源：神州學人（202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