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取得經濟、社會發展巨大進步的同時，人口的發展模式也發生了深刻的變革。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以下簡稱“七普”）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時，我國人口總量為14.43億，相較于2010年增加了7205萬，年平均增長率為0.53%，增長速度明顯放緩。與此同時，人口的健康水平逐步提升、年齡結構不斷老化、受教育水平不斷攀升、人口城鎮化水平大幅度提高。除上述顯著變化之外，我國人口的發展還經歷了一個隱性的、不被人關注但已經悄然完成的重要變化，即人口空間運動形態的變化。人口從低流動性到高流動性的轉變已經滲透到方方面面，對中國未來發展將產生重大影響。本文立足于人口空間流動的視角，重點探討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發展與鄉村振興的話題。

從鄉土中國到遷徙中國的轉變

長久以來，中國人口世代定居是常態，遷移流動是非常態。人口流動的整體水平較低，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將其概括為“鄉土中國”。社會空間的地方性、社會主體的非流動性以及社會關系的熟悉性是鄉土中國的三大屬性。低流動性的鄉土中國在我國歷史上歷經數千年，直至20世紀80年代。

隨著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相關政策的松綁，鄉土中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人口流動性迅速增加，流動人口規模急劇上漲。1982年，我國人口流動參與度不足1%，流動人口規模不足700萬。1990年，人口流動參與度提高到1.9%，流動人口規模達到2135萬。2000年以后，人口流動參與度和流動人口規模一路攀升，流動人口規模先后在2000年突破1億，2010年突破2億。截至2020年，人口流動參與度已超過25%，流動人口規模更是高達3.76億，這就意味著當前每4個中國人中至少有1個是流動人口。男女老幼、各民族、各地區全員流動的形態已基本形成（見圖1）。

人口流動性變化的同時，社會交往方式、內在文化以及社會治理理念也在悄然發生改變。從社會交往方式來看，鄉土中國基于血緣、地緣、親緣的同質化、互助式的交往方式由于人口流動發生根本性改變，農民之間不再具有共同的身份共同參與勞動。外出的農民逐漸與村莊剝離，以情感聯系為主導的人際交往逐漸被市場交換所替代。從內在文化來看，緩慢的、被動的流動形態造就了鄉土中國根植于土、安土重遷的“靜”文化。人口空間位置的改變不僅瓦解了鄉土中國的文化基礎，打破了一直以來備受推崇的“靜”文化，同時自由流動的“動”文化也逐步形成。社會對于“動”文化不再是畏懼、逃避和排斥的。從社會治理理念來看，依靠禮俗規則維持的鄉土秩序已經不能滿足社會治理的需要。人口空間位置的變化削弱了鄉土社會熟悉的、信任的社會關系。傳統禮治的約束力走向式微，法治性已經嵌入到當今社會活動之中。

總體而言，人口的空間運動不僅徹底打破了以往鄉土中國低流動的屬性，而且隨著大規模的人口流動，鄉土中國的社會結構、社會交往方式以及內在文化等也發生了質的變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鄉土中國的性質無疑發生了巨大改變。這些新特性不僅昭示著鄉土中國的結束，同時也意味著遷徙中國的開啟和逐步走向穩定，即中國已完成了從鄉土中國到遷徙中國的轉變。

受人口流動影響的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

青壯年勞動力作為遷徙中國流動的主體，自然會影響到一大批兒童。這些兒童根據其與父母所共同居住的狀態，可大致分為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兩類。流動兒童是指跟隨父母一方或者雙方離開戶籍所在地到其他地方穩定居住，且年齡在0—17周歲之間的兒童。留守兒童是指父母雙方或者一方外出流動，自身留在戶籍登記地，且年齡在0—17周歲的兒童。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顯示，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總量已經超過1億人，其中流動兒童數量為3426萬人，留守兒童數量為6876萬人。大規模的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在生存和發展等方面都面臨著諸多問題，使之成為遷徙中國關注的焦點。

對流動兒童來說，人們習慣性地認為，流動兒童只是城市化發展過程中的過客，最終他們將同父母一樣離開城市返回老家。但事實上，流動兒童的居住地非常穩定，且相當一部分的流動兒童出生并成長在城里，是地地道道的“城市娃”。“流而不動”是遷徙中國流動兒童的本質屬性。這一新特征要求我們突破以往的認識誤區，立足于流動兒童“流而不動”、扎根城市來制定相關政策。當然，在厘清流動兒童本質屬性的基礎上，準確把握受人口流動影響的流動兒童總量及內部結構的變化也至關重要。2010年以前，流動兒童規模呈持續增長的趨勢。流動兒童規模從2000年的1982萬人增加至2005年的2533萬人，此后進一步增加到2010年的3581萬人。與之相對應的是，兒童人口的流動參與率也從1982年的5.7%上升到2010年的12.8%。盡管2015年人口抽樣調查顯示，流動兒童規模較2010年下降了155萬人，但兒童人口的流動參與率仍然高達12.7%（見圖2）。從流動兒童的民族構成來看，2010年，全國少數民族流動兒童為318萬人，占全部流動兒童的8.88%。少數民族流動兒童占比相對較低；從流動兒童的年齡結構來看，流動兒童持續保持了“上大下小”的格局，即15—17歲的大齡流動兒童占比較大且有所上升，低齡流動兒童規模占比始終處于緊縮狀態；從流動特征來看，義務教育階段和義務教育階段之后的流動參與存在明顯的性別差異。義務教育階段的家庭攜帶子女外出時表現出明顯的“男孩偏好”，而義務教育階段之后，攜帶女孩外出流動的比例反超男孩；從流動的家庭結構來看，流動兒童面臨日漸嚴重的家庭結構拆分。2015年，與父母同時居住的流動兒童僅為45%，并且未與父母雙方或者一方居住的流動兒童占比超過37%。與此同時，盡管“兩為主”政策（即以流入地政府為主、以公辦學校為主）執行以來，流動兒童的受教育機會有所改善，但仍有一定比例的適齡兒童游離在正規的教育體制之外，且跨省流動兒童異地高考問題仍需解決。

與流動兒童相比，受人口流動影響的留守兒童，尤其是農村留守兒童的情況更加不容樂觀。新世紀以來，全國留守兒童數量急劇增加，從2000年的2904萬人增加到2015年的6876萬人，增長了近4000萬人，增長了136%。其中，農村留守兒童的數量更是達到5493萬人（見圖3），占比將近80%，即每5個留守兒童中有4個來自農村。農村留守兒童在規模增加的同時，其內部結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民族構成來看，2010年，全國少數民族農村留守兒童為658萬人，占全部農村留守兒童的10.8%，即與漢族農村留守兒童相比，少數民族農村留守兒童占比較低。從年齡結構來看，農村留守兒童的年齡結構呈現出低齡化的趨勢。2015年，11歲及以下的農村留守兒童占比約75%。與此同時，農村留守兒童的男女性別比持續升高，從2000年的116.8增加到2015年的119。2016年2月，國務院專門印發了《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明確提出要強化家庭監護主體責任，加大關愛保護力度，逐步減少兒童留守現象，確保農村留守兒童安全、健康、受教育等權益得到有效保障。

但就目前情況來看，農村留守兒童的處境與《意見》提出的有效保障原則尚存在一定差距。首先，農村留守兒童存在較為突出的教育進度滯后和超齡就學現象。2015年，12—14歲的本應就讀初中階段的留守兒童約0.84%沒有上過學。其次，農村留守兒童面臨家庭結構的拆分和親情慰藉的雙重缺失。2015年全部農村留守兒童中，有近半數兒童其父母均在外地。家庭結構的拆分和親情的缺失可能會嚴重影響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以及社會交往。

從表面上看，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似乎是兩個獨立的群體。但事實上，他們都是人口流動的不完全結果，兩者之間可以相互轉化。流動兒童告別父母返回戶籍地，可以轉變成留守兒童；留守兒童追隨父母來到城市，則可以轉變成流動兒童。面對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的新趨勢和新挑戰，要積極構建整體性和動態性的現代社會治理體系。不應該把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割裂開，而要深入研究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之間的動態轉換關系并把二者作為整體，如此作為制定政策的出發點。除此之外，相關政策設計也應該由關注流動勞動者個人轉向關注作為社會發展基本單元的流動家庭，制度性地而非碎片化地解決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問題，為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的發展打開制度通道。當前，新出臺的政策文件《中國兒童發展綱要（2021—2030年）》就提出要從源頭上減少留守兒童現象，完善留守兒童關愛服務體系并健全流動兒童服務機制。

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發展與鄉村振興

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作為遷徙中國城鄉發展的差異化產物，不僅是實現鄉村振興的現實問題，同時其成年后的人力資本存量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鄉村振興的人力資本供給水平。因此，如何促進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的全面發展，是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內容。一方面，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可以有效改善兒童的狀況，保障兒童的成長權益，優化兒童的教育機制，增強兒童教育的凝聚力；另一方面，提升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的人力資本質量，促進農村高質量人力資本的有效供給，不僅是破解鄉村振興人才瓶頸的迫切之舉，同時還能有效激活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增強其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能力。

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積極促進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的發展與鄉村振興的良性互動，需做到如下幾點：

第一，充分發揮政府、市場與社會的推進作用，破除妨礙勞動力、人才社會性流動的體制機制弊端。逐步建立城鄉要素自由流動的市場機制，因地制宜構建現代鄉村產業體系，既要鼓勵農民進城，也要合理引導企業下鄉，農民工返鄉就業、創業。最終實現城鄉要素市場雙向流動、資源共享、產業融合的發展格局，從源頭上杜絕農村兒童留守現象的發生。

第二，構建農村留守兒童全面發展體系，造就鄉村本土人才。重振鄉村教育事業，推進農村教育隊伍建設，增加農村“高質量”教育資源的有效供給，建立城鄉教育資源雙向流動的良性循環的新格局。發揮多元社會力量，構建社會公益支持網，化解農村留守兒童心理與發展難題。完善城鄉醫療保險，統籌城鄉社會救助體系，助力留守兒童全面成長。

第三，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的共建共享，鼓勵引導流動兒童成才后投身鄉村建設。打破戶籍壁壘，構建城鄉教育融合的體制機制，促進城鄉公共服務一體化，切實解決流動兒童異地高考等現實問題。同時，要積極營造吸引人才回鄉創業創新的良好環境，以鄉情鄉愁為紐帶，反哺鄉村社會的振興與發展，提升人才回到鄉村、留在鄉村、建設鄉村的自豪感和榮譽感。

（作者謝東虹系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博士研究生，段成榮系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 （《中國民族教育》雜志202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