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中德教育交流，很容易聯想到蔡元培、陳寅恪、馮至、季羨林等大家與德國的淵源。此處暫且不從篳路藍縷的先輩們講起，而是把目光投向新中國成立之后的中德教育交往。

中德教育交流合作發展歷程

1972年10月11日是中國與聯邦德國開展正式交往的開端。這一天，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時任外交部長瓦爾特·謝爾來華訪問。訪問期間，中德雙方簽署了《中德建交聯合公報》。隨著外交關系的建立，兩國教育交流與合作也掀開了新的篇章。

中德教育合作交流機制。建交50余年來，中德兩國形成了以政府磋商機制為主要平臺、孵化各類合作聯盟與合作活動的教育合作局面。

中德政府磋商機制是2010年7月雙方在《中德關于全面推進戰略伙伴關系的聯合公報》中宣布的。自2011年起至今，兩國已經舉行了7輪中德政府磋商。其中前5次政府磋商都對中德兩國的教育合作作出了階段性的發展規劃和政策指引，為中德教育交流合作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2011年6月28日發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首輪中德政府磋商聯合新聞公報》中提到建立“中德職教合作聯盟”，并共同建設一批職教示范基地。2012年8月30日簽訂的《第二輪中德政府磋商聯合聲明》中提到舉辦首屆中德職教對話論壇，在重慶、上海、沈陽、廣州和青島開展職教示范項目，并于2013年-2014年互辦語言年活動。2014年10月第三輪中德政府磋商期間，雙方共同提出實施中德青少年交流年的倡議。此次磋商簽訂的《中德合作行動綱要：共塑創新》也提出了建立雙邊科研項目、設計雙學位課程的機制。2016年6月13日簽訂的《第四輪中德政府磋商聯合聲明》中指出，“雙方愿在現有中德職教聯盟基礎上升級兩國教育合作，并進一步深化兩國在職業教育領域的合作”。在2018年7月9日的第五輪中德政府磋商中，中德雙方簽署了《關于深化兩國高校和職業教育合作的聯合意向聲明》。

中德高等教育交流合作。中德高等教育領域的交流合作有著很長的歷史。在德國統一之前，中國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都有交流合作。中國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甚至在建交之前的1951年就簽訂了第一份文化合作協定，1955年又簽署了新的文化合作協定，雙方在廣播、電視、科研等領域建立了合作關系。中國與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建交之后，于1974年首次向德國派遣留學生。雙方分別于1978年10月和1979年10月簽署《科學技術合作協定》和《文化合作協定》，為中德高校教學、科研合作提供了基本框架支持。

到20世紀80年代，中國教育部與德國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DAAD）、德國科學基金會（DFG）先后達成協議，共同資助雙方高校學生到對方高校和科研機構進行訪學和科研合作。1988年3月25日，中德雙方簽署《關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歌德學院分院的議定書》，其中第五條規定了歌德學院在華對師生進行德語培訓、編訂德語教材、開展國情活動等合作活動，助力中國推廣德語語言教育。

1993年，德國聯邦總理科爾訪華并提出了聯合辦學以加強教育領域合作的構想。1998年2月18日，同濟大學中德學院應運而生，與德國一流大學緊密合作、聯合辦學。在德國聯邦教育與研究部的“中國戰略”和中國科技部的“德國戰略”（2016年）中，同濟大學中德學院被列為中德學術合作的“燈塔項目”。

進入新世紀，中國的教育事業取得長足發展，與發達國家在教育領域的差距逐漸縮小。隨著中德兩國之間教育合作和互派留學生規模的持續擴大，規范學分認證體系和高等教育學歷互認體系變得尤為重要。2002年4月9日，中德雙方簽訂《關于互相承認高等教育等值的協定》，對雙方學生的學習時間、學習成績和高等教育文憑進行互認，并給予留學生攻讀博士學位的許可。

中德合作辦學涌現了大量優秀案例。其中，同濟大學中德學院已與20多所德國高校建立合作關系，其中4所德國高校全面參與了中德學院4個學部的建設；德國亞琛工業大學與清華大學建立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和雙學位項目；南京大學和德國哥廷根大學共建中德法學研究所；合肥大學成為中德教育合作示范基地；浙江科技大學成為中德合作培養高等應用型人才試點院校等。

中德兩國積極設立獎學金、短期交換、合作辦學等機制，推動高等教育的交流與合作。截至2023年，德國境內外國留學生最大來源國是中國，學生數量約40100名，占德國所有國際學生的12%。2024年1月15日，DAAD發布《務實設計對華學術合作——對德國高校的行動建議》，指出要建立共建共贏、以利益為導向、能反映風險、以能力為基礎的對華高等教育合作機制。

中德職業教育交流合作。隨著中德經貿合作的深化和不斷發展，中德職業教育合作成為歷史最長、范圍最廣、成果最豐的中外職教合作。中德職業教育合作歷史可以追溯到1980年中國教育部時任部長蔣南翔訪德。在40余年的歷程中，中德職教合作歷經了4個階段。

在21世紀以前，中德職教合作主要處于中方借鑒德國模式的“輸入”階段，并在多領域取得了初步進展。1983年，中國教育部與德國漢斯·賽德爾基金會（HSS）簽署《合作協議》及《補充協議》。1985年，中國國家教育委員會確定蘇州、無錫、常州等6個城市開展借鑒德國“雙元制”職業教育模式的試點，這是中國職業教育借鑒德國模式的最初實踐。1990年，中國教育部職業技術教育中心研究所（CIVTE）的成立是中德在職業教育政策研究領域合作的開端。1994年，中德兩國總理共同簽署《關于加強職業教育領域合作的聯合聲明》，成為指導中德職教合作的首個綱領性文件。

在第二階段，中德職教合作轉變為中方按照需求派遣管理人員和師資力量前往德國進修、獲取合作資源的“輸出型”模式。1997年，中德首個培訓教職管理人員的合作項目落地。自2003年起，教育部與德國國際合作機構（GIZ）共同實施“中高職骨干教師和管理人員赴德培訓項目”。在這一階段，中德職教合作成果與經驗開始向中國西部輻射，2008年“職教與培訓亞洲區域合作平臺項目”的啟動更是標志著中德職教合作開始在第三國開展。

在第三階段，中德職教合作進入更全面、更深入的發展時期。2010年至2020年，教育部與德國五大汽車廠商共同實施“中德職業教育汽車機電合作項目”（SGAVE）。2011年，在首輪中德政府磋商期間，在兩國總理見證下，《關于共同設立“中德職教合作聯盟”的聯合聲明》正式簽署，約定進行跨部門、跨行業的職教合作。2018年，在第五輪中德政府磋商中，雙方總理見證了《關于深化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領域合作的聯合意向性聲明》的簽署。

在第四階段，雖然新冠疫情對中德職教合作造成了影響，但疫情后合作逐漸恢復并日益增多。2020年，全國首個中德職教合作的標準化成果《雙元制職業教育人才培養指南》正式發布。2022年，安徽省教育廳與漢斯·賽德爾基金會簽署了職業教育和培訓領域的第一份框架協議，共同推進中國的職業教育改革。2023年，在第七輪中德政府磋商中，兩國總理見證了職教領域雙邊合作文件的簽署。

中德職教合作由政府主導、核心機構牽引、校企合作支持和科研指導，涉及課程與專業建設、師資培訓與合作辦學、合作示范基地等多方面。作為兩國教育合作的典范，中德職教合作成果豐碩，不僅將“雙元制”引入中國，而且建設了一批優秀職校，培養了大量人才，促進了兩國在各領域的交流與理解。

中德基礎教育交流合作。中德教育合作雖然主要集中在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兩個領域，但兩國在基礎教育領域同樣存在持續的合作與交流。兩國的中小學建立了大量的伙伴和交流關系，也紛紛開展對方語言文化的教學。2018年9月，中國教育部把德語納入高中外語學科和高考科目。

2014年，在第三輪中德政府磋商中，兩國決定共同舉辦“2016中德青少年交流年”。2016年，第四輪中德政府磋商的聯合聲明提出雙方共同在2萬所中國中小學培訓足球教練的計劃。德國的漢斯·賽德爾基金會積極參與中德基礎教育交流。2022年，在基金會支持下，中德可持續發展教育聯盟成立，80余所中國中小學作為初始成員加入。

中德教育交流合作特點及現狀

合作基礎深厚，階段特征明顯。中德教育合作具有根基深厚、長期穩定的特點。幾十年來，中德教育合作與交流項目由“點”到“面”，覆蓋范圍不斷擴大，合作形式不斷豐富，呈現出不同的階段性特征。

起步階段：上世紀70年代以前，受限于歷史背景和政治因素，雙方教育交流規模較小，主要集中在文化交流和個別留學生往來，只有少量教育交流項目在政府和學術機構的支持下進行。

全面拓展階段：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和中德關系的改善，中德教育交流逐漸恢復并得到了拓展。兩國政府加強了教育合作的政策支持，各類交流項目逐漸增多，包括學生交換、教師互訪、學術研討等。這一階段，中德教育交流更多地體現為教育體系的比較與借鑒。中國開始學習和借鑒德國的教育理念和經驗，特別是德國的職業教育和技術培訓模式受到中國的關注。

全方位深層次發展階段：21世紀初至今，中德教育交流進入了全面合作與創新發展階段。隨著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發展，中德教育合作范圍不斷擴大，合作方式不斷創新。雙方在教育領域開展多層次、廣領域的合作，不僅局限于學生交換和教師互訪，還涉及學術研究、項目合作、教育技術等多個領域。當前，中德教育合作更加注重質量和可持續發展，在科技創新和人才培養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果。

隨著時代的發展和雙方關系的變化，中德教育合作也在不斷地演變和深化，總體呈現出穩中向好的趨勢。雙方在合作項目中不僅追求數量，更注重合作的質量和實效，致力于長期穩定合作關系的建立與發展。

政府主導，自上而下。中德兩國政府在教育合作中扮演著引導和支持的角色。政府通過簽訂合作協議、出臺政策文件等形式，明確了雙方在教育領域的合作方向和目標，為合作提供了政策保障和資源支持。通過中德政府磋商、中德職教合作聯盟、中德教育政策戰略對話等有效機制，雙方研討教育改革和發展過程中共同關心的問題，在兩國政府層面上促進中德教育合作效益和層次的提升。

政府主導的教育合作往往伴隨著具體的項目規劃與實施。德國聯邦教育與研究部、德國聯邦經濟合作與發展部、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德國國際合作機構、德國科學基金會等部門和機構是中國在教育領域重要的德方合作伙伴。兩國合作主要以項目制形式開展，主要內容包括聯合開展職教領域的技術援助和發展合作項目，進行政策研討和對話、職教骨干教師及管理人員培訓，共同資助高校大型聯合科研項目，通過頒發獎學金資助優秀學生、青年學者和科研人員前往對方高校和科研機構進修或深造，等等。

在教育交流與合作中，政府支持始終發揮著重要作用，但與此同時，民間組織、學術機構、企業等也積極參與其中，形成了政府主導與民間參與并重的合作模式，為合作注入了更多活力與創新動力。

以高等教育為引領，以職業教育為重點。中德教育合作覆蓋的教育階段廣泛，幾乎涵蓋了教育體系的各個層次，其中以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為代表，收效顯著、成果豐碩。

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德高教合作全面深入，“機構化”和“機制化”特點突出，合作的數量和質量在兩國對外教育合作中均占主要地位。中德高等教育交流內容廣泛、形式多樣、成果豐富，為中德整體關系的順利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兩國的大學之間開展學術交流、科研合作、雙學位項目等，為學生提供了跨國學習和研究的機會。兩國學位學歷互認，修讀證書含金量高，參與中德合作項目的學生獲得的學歷和證書通常受到國內和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為學生的未來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德國的雙元制職業教育體系與中國職業教育需求高度契合，通過引進其先進經驗，中國職業教育已實現從模仿為主到本土創新的跨越式發展。中德兩國在職業教育合作中，緊跟新技術發展趨勢，共同優化職教課程體系。雙方積極推動校企聯合培養，共同制定教學實訓方案，培養符合行業需求的應用型人才，為兩國經濟技術合作提供堅實的人才保障。

在“中國制造2025”與“工業4.0”戰略框架下，順應新的產業發展趨勢，兩國高校和職教的國際合作呈現出新的特點與趨勢，尤其在科技方面，兩國國家戰略的優先發展領域成為合作的熱點。此外，中德教育合作還涉及基礎教育、語言課程等層面，廣泛開展跨學科、跨行業的合作項目，為兩國教育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和機遇。

反思與展望

中德兩國在教育領域的交流與合作經過50余年的實踐有了長足的發展和進步，取得了許多重要的階段性成果，但仍需以審慎的眼光對中德教育合作進行再思考、再反思，以優化合作路徑，更好地實現共贏。

通過對中德合作的歷史、現狀和特點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到，在合作過程中還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善：

恢復新冠疫情導致中斷的教育合作項目。新冠疫情的暴發使得世界范圍內人員流動大幅下降。由于政策限制，許多原本計劃中的中德雙方學生交流項目、短期訪學、出境留學、學術研討會等活動被迫取消或推遲。而在限制解除之后，雙方之間的交流聯系尚未完全回升至疫情前的水平。因此，目前首先需要重新建立起雙方學校、科研機構、其他教學機構等主體之間的聯系，依托已有的框架和模式恢復長期性、規律性的項目合作或交流活動，在此基礎上拓展和開發新項目。

延長合作鏈條，細化培養路徑。目前中德之間的教育合作中，高等教育是重要組成部分。針對雙方派出的留學生，要根據學校性質在教學階段之后的下一步職業發展階段繼續開展合作，深化成果。研究型大學下的合作項目應注重打通教學與科研實踐間的分隔，推動教學團隊、科研團隊一體化，更利于學生培養實踐意識，助力其職業發展。應用科學大學的項目則應相應地促進產教融合，積極主動與企業建立實習實踐、參觀學習、工作就業的通道，培養高質量人才。

確立優先發展的專業和領域。隨著我國科技實力的不斷增強，在最新的技術革命浪潮中，我國也在許多領域成為世界引領者。德國政府發布的《中國戰略》和DAAD的建議文件中都提到，中國在國際學術合作中對德國高校和科研機構具有重要意義。在人工智能、量子技術和自動駕駛領域，中國居于世界領先地位。因此，在中德教育合作中，可以此類優勢學科領域為抓手，積極開展多種形式的交流與合作，如創建聯合實驗室、互派學生學者訪學、推動校企合作催化技術轉化等，以點帶面地促進中德教育領域交流合作水平的提高。

加強政策溝通和制度保障。中德政府間的多輪磋商涵蓋包括教育合作在內的多項議題。未來政府間可以建立教育專項定期對話機制，確保雙方在教育領域的合作能夠保持高度的協調和一致性。制定適用范圍更廣的合作制度，明確各方的責任和義務，確立對等關系，實現平等互利的合作。建立更加完善的合作機制和制度保障能夠為合作交流的開展提供更加穩定和可持續的環境。

中德兩國在教育領域的合作擁有廣闊的前景和巨大的潛力。隨著兩國教育合作的持續深化和拓展，可以預見，中德教育合作領域將繼續擴大，科研合作更加深入，會為兩國經濟社會發展注入新的動力和活力。（作者李瀟藝、高歌、唐珂燚、曹靜文系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23級歐洲文明研究特色研究生班在讀；胡春春系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歐洲文明研究特色研究生班負責人）

來源：《神州學人》（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