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消除貧困、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動力。2015年，聯合國提出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消除貧困（SDGs1）、優質教育（SDGs4）和性別平等（SDGs5）位列其中。同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的《2030年教育行動框架》同樣闡述了教育在實現可持續發展中的重要角色以及專項目標。如今，距離2030年還有最后5年時間，加快推動教育促進農村可持續發展迫在眉睫。

東南亞教育部長組織可持續發展適度經濟理念中心主任杜麗雅（Duriya Amatavivat）指出，聯合國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或多或少都與文化掛鉤，因此文化問題需要得到進一步重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東亞地區辦事處主任夏澤翰表示，“文化不僅是發展的重要內容，而且具有強大的變革性力量，塑造了可持續發展的未來。尤其是在農村社會中，文化傳統和習俗已深深融入日常生活和生計之中”。同時，他還強調，“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為，教育是建立和諧生態環境及推動可持續發展的最強大武器。通過將文化融入教育體系，不僅能夠培育技能、傳授知識，還能塑造人們的價值觀和態度，以支持長期可持續發展”。

2024年1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農村教育研究與培訓中心（簡稱“農教中心”）成立30周年之際，攜手合作伙伴共同舉辦“生態文明視角下的教育促進農村可持續發展”國際研討會，與來自全球200余位專家學者、一線實踐者和青年代表圍繞“文化賦能農村可持續發展”這一主題，共同探討在鄉村振興與全球可持續發展議程交織的背景下，如何借助教育手段，以文化賦能為紐帶、以跨界合作為動力、以青年行動為引擎，推動農村地區的可持續發展進程。

文化賦能：走出“被遺忘的角落”

文化持續為“經濟、社會、環境”三大可持續發展支柱提供支撐與動力。2013年，中國杭州召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國際會議，正式通過《杭州宣言》，確立了文化在可持續發展政策中的核心地位。

在中國，鄉土文化即農村文化。中國滋根鄉村教育與發展促進會（簡稱“中國滋根”）可持續發展教育項目專家李光對指出，鄉土文化不僅促進了鄉村的可持續發展，也促進著城市、城鎮的可持續發展。鄉土文化本身就是可持續的。然而，受當前全球主流文化——消費文化盛行的影響，鄉土文化正在急劇消失。福建農林大學鄉村建設與社區營造研究中心主任邱建生說：“鄉土文化是可持續發展的基石，鄉村的消失意味著鄉土文化的流失，也意味著可持續發展的不可持續。”可見，農村可持續發展與文化保護相互促進、相輔相成，因此，如何保護、傳承、擴大鄉土文化成為當前面臨的重要挑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女童和婦女教育獎國際評委瑪雅達·阿布·賈巴爾（Mayyada Abu Jaber）積極應對這一挑戰，她在約旦推動的“沙漠玫瑰”項目，通過培訓農村婦女制作手工藝品并對接國際市場，既保護了傳統技藝，又實現了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同時，教育能夠培養人們對文化和環境的保護意識，是實現農村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手段。農教中心主任周作宇指出，在通過文化賦能農村教育轉型、農村教育發展的同時，也需要反過來賦能文化。東盟秘書處教育、青年與體育司副司長林書名（Roger Y. Chao Jr）表示：“教育是推動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工具，通過層級打造，教育能夠將文化進行更好的傳承，尤其是在本土層面。因此，我們需要思考應當在教育中嵌入怎樣的文化。”

全國婦聯副主席黃曉薇指出，全球11億極貧人口、2.5億失學少年兒童、7.7億成人文盲中，大部分生活在農村。因此，如何通過教育賦能阻斷貧困代際傳遞，促進農村可持續發展，建立更具包容性和韌性的社會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共同課題。與此同時，占世界人口約1/4的農村婦女承擔著全球農村貧困人口90%的口糧生產，但她們卻因教育機會和資源匱乏、性別歧視和暴力現象等問題被系統性邊緣化，進一步凸顯了教育與文化在農村轉型中的基礎性作用。

當前，全球東南亞地區正努力將文化傳承與教育創新結合，并已形成多個經典案例。在中國云南省玉龍納西族自治縣，中國滋根推動的“綠色生態文明學校”項目通過“小手拉大手”活動，將生態保護理念融入鄉土文化。當地學生通過學習傳統生態農業知識（如稻田養魚），不僅能夠傳承古人千年的農耕智慧，更將其轉化為現代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實踐。泰國皇室基金會則通過支持農村青年參與文化項目，幫助他們在保留傳統的同時適應現代生活。正如夏澤翰所認為，將文化遺產和創造力融入農村地區教育活動并鼓勵提出創新性解決方案，能夠培養農村社會身份認同和歸屬感，助力鄉土文化走向世界。

跨部門合作：打破壁壘，構建協同生態

杜麗雅認為，一個國家、機構的能力是不夠的，需要和家庭、社區、社會等其他機構一起合作，才能把事情做大、做好。

首先，政府是關鍵樞紐。政府主導能夠為可持續發展提供政策與資源的整合平臺，政府部門可以通過制定相關政策法規，為文化保護提供制度保障，同時通過支持文化項目，確保文化傳承工作得到有效的資源配置。例如，全國婦聯與農教中心合作開展的“非洲女童數字技能提升項目”就是政策聯動的典型之一。地方層面，浙江省寧波市通過教育局與文旅局的協同，將非遺保護納入鄉村振興規劃，形成“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的“寧波模式”。此外，農教中心的“農村社區學習中心”項目已覆蓋全國21個省份，通過整合國家開放大學的數字化資源、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國際經驗，為農村居民提供技能培訓、文化傳承等服務，累計受益超百萬人，充分展示了政府、高校與國際組織的協同效應。

其次，企業賦能是“助推器”。企業可以通過社會責任項目支持文化保護工作，為可持續發展提供技術與創新的驅動力。林書名認為，企業的參與不僅帶來資金，更重要的是市場思維和技術創新。而這種跨界合作正在重塑農村的經濟生態。例如，騰訊的“鄉村CEO培養計劃”通過數字化工具與人才培訓，以“政府主導、騰訊助力、社會共創”的模式，已助力浙江省千余名鄉村經營人才成長，全面推動非遺手工藝、茶文化等文化產業升級。德國國際合作機構（GIZ）東亞辦公室性別、多樣性、可持續性專員霍君宇進一步強調了跨部門合作須“從能力建設轉向能力分享”。例如，中德聯合項目在柬埔寨、蒙古和越南，通過亞洲女性創業者聯盟和發展項目，根據當地需求、定制專業課程，培訓當地女性創業者。

再次，社會組織是基層實踐的“毛細血管”。中國滋根聯合北京師范大學、中國農業大學及農村一線老師和鄉村發展帶頭人，共同開發了鄉村振興可持續發展人才培訓、青春期女童性教育教師培訓、鄉村可持續發展公益人才培訓和婦女領導力培訓等系列課程，以及通過“鄉土文化進課堂”，在云南省、貴州省等地將苗族古歌、侗族大歌融入課程。在約旦，瑪雅達·阿布·賈巴爾通過“生態女權經濟”模型，將婦女賦權與環境保護結合，并建立女性綜合研究創新中心（Feminist Integral Centre for Research Innovation，FICRI）組織，將社區與大學整合推動當地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這種“民間互助、滋潤根本、共創未來”的模式，正是社會組織在文化傳承中的獨特作用。

最后，積極探索不同行業之間的合作，實現“1+1>2”的互利共贏。林書名說，我們面臨的全球化、區域化、國際化和國家本身的發展之間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如旅游、媒體、藝術等，可以通過推廣本土文化特色旅游、制作相關文化節目和藝術品來提高公眾對傳統文化的認識和興趣。其中，媒體是非常重要的，機構和組織需要與媒體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以借助新聞的宣傳擴大影響。

青年行動：未來鄉村的“變革力量”

在可持續發展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ESD）的5個領域中，最重要的就是青年（Youth）。2018年，聯合國發布《青年2030：聯合國青年戰略》，旨在促進全球18億青年在推動全球形成和平、公正和可持續發展的世界過程中發揮作用。

據東南亞教育部長組織可持續發展適度經濟理念中心助理項目官員Tosu Monlee介紹，現在全球10-24歲年齡段的人口約有18億，其中90%居住在發展中國家。對此，南京大學學生代表黃璽澄回應：“我們這一代不應是鄉村振興的旁觀者，而應成為變革的參與者。”

農教中心曾在“青年行動推動農村可持續發展”論壇的第一屆活動上，聯合中國滋根發起了《青年促進農村可持續發展倡議》；2024年，農教中心進一步與南京大學聯合發布《青年視角看農村可持續發展全球案例集》，收錄了來自全球的60余個實踐案例，涵蓋數字教育、生態農業、非遺保護等領域。

在這些案例中，我們看到青年力量注入教育創新，將全球視野轉化為“在地化”探索案例，讓農村可持續發展從“知識傳遞”落地為“行動賦能”。例如，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生徐心悅團隊發起的“守護童心、結伴前行”項目，通過科創教育賦能鄉村兒童。團隊開發的“科學種子”課程，結合衛星遙感、無人機等技術，讓貴州山區的孩子在農田里學習地理信息系統，既培養了科學素養，又激發了對家鄉的熱愛。埃塞俄比亞教育創始人兼總經理Lina Getachew Ayenew則通過線上平臺Saquama，將數學課程翻譯成當地多種語言，解決了農村學生因語言障礙輟學的問題。她的實踐證明，技術創新可以打破教育資源的地域限制。

然而，青年人在積極參與當前決策的同時也應承擔起未來的長期結果。正如Tosu Monlee所說：“畢竟我們是未來的一代、未來的主角，所以我們要為未來負責。”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鄉村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國家實現了8億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提前完成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減貧目標。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教育助理總干事斯蒂芬妮亞·賈尼尼（Stefania Gianini）對中國經驗給予了高度肯定并指出，“中國通過教育減貧的成就，為全球南方國家提供了可復制的方案”。林書名希望，“中國讓超過8億人口脫貧的經驗能夠被復制到全球所有的農村地區”。

但是，新挑戰新形勢新問題會不斷出現。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世界聯合會秘書長杜越指出，全球農村教育仍面臨“思想赤字”，“我們需要跳出傳統思維，以更廣闊的視角定義農村教育。”

文化不僅是博物館中的展品，更是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跨部門合作不只是停留在政策文件上，而是社會各界力量的有機聯動；青年不僅是未來的希望，更是當下的行動者。正如周作宇所言，農村不是斷裂的世界，而是社會整體的一部分。唯有以文化為根、以合作為橋、以青年為翼，才能讓鄉村真正成為“記得住鄉愁”的家園。（本刊記者 伍依然）

來源：《神州學人》（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