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1年7月中辦、國辦印發《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以來，在各級黨委、政府齊抓共管和社會各方面協同配合下，校外培訓治理取得很大成績，培訓行業亂象得到極大遏制，中小學生校外培訓負擔大大減輕，廣大學生家長的經濟及精力負擔顯著降低。根據國家層面的總體部署，近階段校外培訓治理的重點任務是，深化學科類培訓隱形變異治理，強化非學科類培訓監管工作。

常態監督保證“雙減”落地

兩年多來，按照“雙減”文件要求，各地相繼推出各種配套措施，全面強化校外培訓機構常態監管，不斷推進校外培訓治理體系及治理能力建設，有力保障了“雙減”工作的落地見效。

一是全面建立專門協調機制。各地逐步建立了“雙減”工作專門協調機制。浙江省建立了省、市、縣（區）三級聯動，教育、市場監管、公安等相關部門共同參與的培訓機構整治工作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重慶市成立校外培訓機構清理規范和維護穩定工作專班，市本級及41個區縣都成立了校外培訓監管職能機構。云南省增加科技、文旅、體育等部門為“雙減”工作專班成員單位，切實強化了非學科類校外培訓的歸口管理。

二是不斷完善行政監管制度。各地相繼構建了覆蓋校外培訓機構設置及運營各環節的全流程監管制度。針對非學科類培訓機構的監管，浙江、重慶、湖南、云南等四省教育部門會同文旅、科技、體育等部門，在全國較早出臺了非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設立審批標準及監督管理辦法。針對學科類隱形變異培訓的治理，湖南省教育廳等十三部門聯合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學科類隱形變異培訓防范治理工作的實施方案》，深入明確了預防、發現、查處機制建設的重點任務及部門分工。

三是穩步構建綜合執法體系。各地積極探索校外培訓監管行政執法制度建設，逐步理順有關部門之間的統籌協調機制。浙江省推動各區縣全面融入“大綜合一體化”行政執法改革和數字化改革，增強了校外培訓的執法力量。重慶市著力構建校外培訓市場綜合執法機制，形成了多部門各司其職、齊抓共管的聯合監管格局。

四是大力創新日常監管方式。湖南長沙從行政審批、日常監管、投訴舉報處理、安全監管、無證辦學處置等五方面明確非學科類培訓監管職責。云南昆明通過現場通報批評、書面通報批評、下達整改通知、實施嚴厲懲戒“四步法”，強力推進非學科類培訓機構全流程監管。重慶市各區縣全面上線“二維碼隨手拍”便捷投訴舉報平臺，暢通問題反映渠道。

進一步提升校外培訓治理效能

調查表明，雖然兩年多來各地在校外培訓治理上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囿于各種主客觀因素，地方層面在校外培訓監管上仍然面臨不少挑戰：

一是校內有效供給不夠。過去一個階段，各地對校外培訓“供給側”進行了極大壓減。但廣大中小學生及家長仍希望通過“培優補差”以提高應試分數。受此影響，在逐利資本加持下，各類隱形變異校外學科培訓沉渣泛起、屢禁不止。

二是相關部門協同不力。不少地方對于校外培訓機構的治理，仍以教育行政部門為主在“唱戲”，其他部門協同配合不夠得力。個別省域行業主管部門至今沒有出臺本行業非學科類培訓機構的設置標準及監管辦法，有的地方尚未完全將校外學科類培訓治理納入鄉鎮網格化管理格局，一些基層還存在依靠相關部門“幫助”臨時執法而不是聯合常態執法的情況。

三是基層監管力量不強。雖然大部分省級教育部門效仿國家層面的做法，都設立了校外培訓機構監管職能處室，但總體上力量配備不足，特別是地市以下教育部門的相應科室多以臨時借調的兼職人員為主。同時，區縣一級編制十分短缺，沒有專門的執法隊伍，加上治理工具欠缺，也導致了一些違法違規培訓行為得不到及時查處。

四是上位法制資源不足?！缎Ｍ馀嘤栃姓幜P暫行辦法》的頒布，彌補了校外培訓監管專門性法制資源的缺失。但從宏觀上看，當前校外培訓治理文件制定的主要依據是教育法、民辦教育促進法和未成年人保護法等法律，而這些法律大部分條款是專門針對全日制學校的，并不完全適用于培訓機構，也未能涵蓋校外培訓監管的最新內容。因缺少充分的上位法源支撐，現實中一些監管規定的剛性和約束力都顯不足，影響了其實際執行力。

    多管齊下補齊監管“短板”

未來一個時期，要全面規范校外培訓機構，真正落實“雙減”任務，需要持續在優化教育資源均衡配置、力促家庭教育回歸理性、推動社會教育共建共享的基礎上，多管齊下、多措并舉，穩步實現校外培訓治理常態化、長效化。

提升教育質量，抓好源頭治理。落實“雙減”文件精神，各地要深化教育評價方式改革，大力提升課堂教學質量，深入做好校內課后服務工作，更好滿足學生個性化學習需求。在此基礎上，要切實加大義務教育辦學經費投入力度及統籌層級，進一步均衡教育資源配置，擴大優質教育資源供給；同時要整體提升辦學水平，加快縮小教育差距，從根本上消除家長焦慮，降低學生“補課”剛需。

健全監管機制，完善綜合治理。一方面，要進一步健全學科類校外隱形變異培訓的預防、發現及查處機制，嚴禁任何機構或個人面向在校中小學生開展各種形式的違規學科類培訓活動，并切實規范各類校外托管服務。另一方面，要盡快完善非學科類培訓機構的監管制度，建立“省級統籌、屬地負責，行業審批、聯合監管”的工作機制，制定非學科類培訓機構設置標準。

強化聯合執法，鞏固協同治理。加快教育系統執法機構設置，加強教育自身執法力量配備，切實提高校外培訓監管行政執法能力。發揮教育部門的統籌作用，完善并鞏固由市監、住建（消防）、房管、公安、網信、通管、銀監、稅務等多部門協同和街鎮、村居等全方位聯動的網格化管理體系。用好用足用活行業組織在校外培訓機構“自我服務、自我管理、自我約束”等方面的功能和作用，大力提升全行業協同執法能力。 

加快立法進程，夯實依法治理。從實際情況看，深入推進校外培訓治理法治化刻不容緩。在直接立法尚不成熟時，可基于現實需要，先行制定出臺監管條例，形成更具權威性和強制力的制度規范。同時，要賦予監管部門對違法辦學“查封、扣押”等行政強制權，通過法條形式固化多部門聯動的綜合執法機制，厘清并壓實相關部門的工作責任，以國家統一意志確保中央“雙減”政策的長期性、穩定性和可執行性。

（作者系上海教科院民辦教育研究所所長、全國校外培訓監管專家委員會成員）

《中國教育報》2023年11月01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