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時代，人工智能（AI）賦能高校治理已成為推動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強大驅動力。隨著AI參與高校內部決策制定、資源分配、教研管理以及外部互動的程度日益加深，AI賦能帶給高校管理者的不再是單純的工具應用革新，而是一場融合了技術工具應用和教育價值引領雙重需求的數智素養變革。

　　AI賦能高校提升治理效能

　　2025年6月，教育部黨組書記、部長懷進鵬在《求是》發表《把教育強國的宏偉藍圖變為美好現實》，提出“促進人工智能助力教育變革，深入實施人工智能賦能教育行動，打造人工智能教育大模型，推動以智助學、以智助教、以智助管、以智助研，探索未來教育新形態”。在全球范圍內，AI正被廣泛應用于高校資源配置、教學安排、學生管理等方方面面，傳統行政業務處理正在被“申請—智能審批—實時反饋”的極簡流程所取代。AI賦能下的高校治理，過程變得更加透明可溯，治理效能得到顯著提升。

　　目前，國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務平臺已架設AI試驗場，支持“學生學習、教師教學、教育治理、科學研究”四大類10項相關服務，多所知名高校在內網平臺部署了AI智能工具。全國多個省份建成省級教育數據中心、數字駕駛艙、數據大腦等數字平臺。2024年4月12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公布了首批“人工智能+高等教育”應用場景典型案例名單，確定首批18個“人工智能+高等教育”應用場景典型案例。2024年11月14日公布了第二批。首批中北京大學的口腔虛擬仿真智慧實驗室的建設和應用、清華大學的人工智能賦能教學試點，第二批中中國人民大學未來課堂AI智能助手等，既有前沿高校的“大模型+課程”創新實踐，也有AI助教、智慧實驗室等尖端應用，覆蓋智能教學、虛擬仿真、知識圖譜、學業預警等全場景。可以說，人工智能正在深度嵌入高校管理全領域。在AI的輔助下，高校治理從單一的內部流程管控，開始轉向系統內、外部的數智生態協同治理。

　　克服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矛盾

　　技術是把雙刃劍。AI賦能提高了高校治理效能，帶來諸多管理紅利，也隨之衍生了數字形式主義、治理彈性缺失、技術依賴等問題，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AI帶來的技術工具理性和教育場域固有的人文價值之間的博弈，急需引起我們的重視。高校治理的核心是“育人”，需兼顧創新、包容、公平等多元要素；而AI工具著眼于數據的挖掘、處理和分析，追求的是標準化和效率最大化。技術的無價值理性，導致其本身難以承載教書育人過程中的價值觀引導、情感支持、社會化等人文要素的隱性需求。二者之間，如果處理不當，極易產生矛盾，需要我們在工作中克服。

　　其一，警惕技術化傾向與教育人文價值堅守之間的矛盾，始終關注教育的人文屬性。鑒于AI的高效性，有的高校管理者容易按照“線性思維”的邏輯，將復雜的教育實踐簡化為可量化的指標體系，可能會忽視情感體驗、價值塑造等維度，將育人簡化成數據處理的工具性流程，難以回應數字化背后人與人之間復雜的情感交互。

　　其二，厘清標準化治理與個性化發展之間的矛盾，保障育人實效。AI工具的數字技術邏輯強調標準化的數據采集、評價和應用，但可計算、可預測的數據往往忽略人的獨特性及其發展的不可預測性，以歷史數據為訓練基礎的AI技術，可能阻礙新興知識的產生和創新思維的培育，甚至消解教育場域特有的學科特性和個體差異。

　　其三，辨識數據開放共享與安全合規之間的矛盾，謹防風險。數據孿生是AI參與高校治理的重要資源，但高校場域相關數據的應用邊界仍不明晰，無規范的海量數據收集和開放共享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數據泄露或濫用風險。

　　從革新工具應用到數智素養變革

　　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之間的矛盾并非不可調和。化解沖突矛盾、突破核心困境的方式之一就是推動高校管理者對AI賦能從“工具革新”到“素養變革”的認知升級。人工智能的技術浪潮正引發高等教育領域的范式革命并深刻重塑全球高等教育格局，人工智能賦能高等教育的本質，是以科技創新推動學術范式、教學模式和人才培養體系的全方位變革。我們應提升素養、建立規范，善用人工智能工具。其中，提升素養是本，建立規范是用。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提升素養方面，數智素養已成為當前高校管理者履職能力必不可少的重要組成部分，事關管理者能否在技術參與中同步人文關懷、在數據流動中守護育人價值、在數智賦能中堅守教育情懷。因此，AI賦能絕非冰冷效率工具應用需求的革新，它帶給高校管理者以數字工具承載教育理想、情懷和價值的一場數智素養變革。

　　這場變革的關鍵在于，推進高校管理者從認知水平到思維方式再到倫理價值取向三位一體的整體轉型和持續優化。在數智素養認識層面，以價值理性引領工具理性，高校管理者不僅要掌握AI應用、大數據分析等硬技能，還要強化文化承繼、價值引領等軟實力，要具備大局意識、全局思維的大視野，確保技術真正服務于人的全面發展。在高校治理思維優化層面，樹立系統思維，在AI工具應用中嵌入人文關懷和約束，為治理預留彈性空間，避免“一刀切”，實現“技術規制”與“人文精神”的辯證統一，也就是協調好“數治”與“人治”的互補關系。在數智倫理責任的擔當層面，需充分考慮AI參與治理對教工師生權益、教育公平和社會價值觀等的影響，在釋放AI潛在價值的同時，筑牢數據安全和教育主權的防護屏障，實現技術參與“開放性”與安全合規“約束性”的辯證統一，確保AI始終服務于教育的初心和根本目的。

　　數智素養變革的終極指向，是助力高校管理者在悅納工具、善用工具、超越工具之后，再度回歸價值理性。AI作為提升治理效能和決策效率的輔助工具，有其強大優勢，但無法替代人類自身對教育本質的洞察和關懷。這并非對工具理性的否定，亦非偏倚價值理性的贊歌。二者猶如鳥之雙翼、車之兩輪，唯有協調聯動、同頻共振才能最大限度發揮各自的作用和功能。因此，高校管理者需以“價值之尺”量度“工具之尺”，使AI真正成為拓展治理邊界、洞察教育規律、承載教育理想和實現教育價值的腳手架，而非消解教育本質的解構力。這將是一場靜水深流的革命，我們也終將贏得從工具革新走向素養變革的勝利，在數智時代的治理版圖上，擘畫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文明新坐標，最終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作者單位：國家教育行政學院，丁月牙系該院進修一部主任、研究員。本文系國家教育行政學院2024—2025年度重點課題“教育強國建設背景下高校中層管理干部履職能力建設研究”成果）

《中國教育報》2025年08月16日 第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