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是古今中外長期存在的社會問題，而保護未成年人權益與預防、懲治未成年人犯罪并行不悖，兩者各有側重、相輔相成，是大部分國家處理未成年人犯罪問題的基本對策。中國古代對未成年人犯罪采取的是矜恤和處罰相結合的原則，不僅在當時較為先進，即使到了今天，也符合國際社會的普遍做法。

　　第一，從關懷弱者的矜恤理念到慎刑、省刑的恤刑政策。中國古代有源遠流長、內涵豐富的“矜恤”理念。“矜恤”之“矜”，是憐憫之義；“恤”本義為憂慮，引申為救濟同情之義。《后漢書·周澤傳》載“矜恤孤羸”，描述官員對弱勢群體的關懷政策；《北史·源賀傳》所載“有可矜恤”，是指司法審判中量刑的一種考量標準；元代王丹桂所寫的《滿庭芳》里有“視眾猶同赤子，寬刑憲、矜恤愚頑”一語，其意思是，對待百姓如同對待自己的嬰兒，放寬刑罰，憐憫那些愚昧頑固的人，表現了德主刑輔的理念。

　　矜恤理念體現在刑法領域，就是恤刑原則的提出。恤刑就是慎用、省刑，用現代的學術術語來說，就是刑法謙抑，即強調立法機關在必不可少時才將某種行為設定成犯罪行為，體現刑法的有限性、迫不得已性和寬容性。恤刑原則最初見于《尚書·舜典》：“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意即考慮到刑罰可能濫用失當，量刑時要有憫恤之意，使刑罰輕重適中。孔穎達疏云：“惟此刑罰之事，最須憂念之哉。憂念此刑，恐有濫失，欲使得中也。”意指在施刑時應當懷有憂恤之心，確保刑罰輕重適中，避免濫用。《禮記·曲禮》也提到了西周時期對老幼犯罪減免刑罰的相關規定：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

　　漢代法律規定，年八歲以下者，除非親手殺人，犯別的罪都不受刑罰。西漢景帝時下詔規定，年八歲以下者，在監禁時可給予優待，不加桎梏。成帝鴻嘉元年下令：“年未滿七歲，賊斗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意即不滿七歲的未成年人，除了殺人等死罪之外，其他犯罪行為的量刑要上報廷尉，免去死刑。東漢光武帝建武三年下詔：“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女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系。”意即老幼和連坐婦女，除大逆不道、詔書指明追捕之罪外，一概不得拘捕監禁。漢朝之所以寬宥老幼，是統治者認為他們的犯罪不構成對社會的嚴重危害，并能體現統治階級的仁政理念。

　　唐律把未成年人犯罪分為三種情況：一是十五歲以下者，流罪以下可以贖罪；二是十歲以下者，犯反逆、殺人等死罪的可以上請減免，一般的盜或傷人也可以贖罪；三是七歲以下者，雖有死罪不加刑。如犯罪時幼小，事發時長大，依幼小論。在減免刑罰的年齡范圍內，年齡越小，則減免的幅度就越大。

　　唐律之所以對未成年人實行恤刑政策，一是統治者要體現自己的憐憫之心，《唐律·名例律》的疏文引證《禮》的解釋：“《禮》云‘九十曰耄，七歲曰悼，悼與耄雖有死罪不加刑’，愛幼養老之義也。”《唐律疏議》對注文關于老幼如果依法處以流刑，但“至配所，免居作”的規定解釋說：“至配所，免居作者，矜其老小，不堪役身，故免居作。”這也表明是出于對老幼的同情憐憫之心。二是統治者考慮到人在老年和幼年時期智力比較低下的因素。《唐律·名例律》規定，對十五歲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如果他們是被人教唆，那么只處罰教唆者。《唐律疏議》說：“悼耄之人，皆少智力，若有教令之者，唯坐教令之人。”只處罰教唆者的理據是未成年人和一定高齡的老年人“皆少智力”。

　　第二，對犯有一定重罪的未成年人，刑罰上則不予減免。中國古代雖然出于社會危害性較小和智力較為低下的因素，對未成年人犯罪實行減刑、免刑等恤刑待遇，但也不是一味地袒護犯罪的未成年人，相反，如果未成年人犯了嚴重的罪行，那么則會受到嚴厲的刑罰。《唐律疏議》規定“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罪以下，收贖”。同時注文指出“犯加役流、反逆緣坐流、會赦猶流者，不用此律”。意思是，年齡在七十歲以上、十五歲以下的人以及身體殘疾的人，如果犯了流罪以下的罪行，可以通過繳納贖金來贖罪，但如果犯的是加役流、反逆緣坐流、會赦猶流這些罪行，則不適用收贖的規定，原因是“為害深重，雖會大恩，猶從流配”。

　　目前，國際上流行的對未成年人犯罪的處置方法是“輕輕重重”，即凡屬所犯是輕罪，危害結果較輕，則實行較輕處罰；凡屬所犯是重罪，危害結果較重，則依律懲罰。中國古代法律處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則同樣是，凡屬輕罪，則采取減免刑罰的原則；凡屬重罪，則采取依律懲罰的原則。這表明中國古代對未成年人犯罪問題的處理原則，與今日國際社會的通常做法相去不遠，中華傳統法律文化有不少值得我們挖掘的精華。

　　（作者系河南大學法學院名譽院長、特聘教授）

《中國教育報》2025年09月24日 第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