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重慶母城渝中大溪溝，一座文化街區常常引來居民、游客的駐足觀看，這就是位于巴蜀小學旁的巴教村教育文化街區。這里也是整個重慶紅色記憶的源點。

源起：教育救國思想的孕育時光

回溯到上世紀二十年代。

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和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重慶革命形勢迅速發展。1925年8月，吳玉章抵達重慶，與楊闇公、冉鈞、童庸生等密切配合，開始改組和整頓國民黨四川省組織。同時，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以國民黨左派省黨部名義在重慶渝中區大溪溝創辦重慶中法學校，又稱中法大學四川分校，培養革命骨干，也作為中共黨員和團員秘密聚會、商議籌建地方黨組織的場所。

1926年1月，中共重慶支部在重慶中法學校成立，這是重慶城區建立的第一個中共黨組織。

但在國民黨反動派的高壓下，1927年，“三三一慘案”發生，中法學校被反動分子搗毀，被迫停辦。中法學校只存在了1年半的時間，但它所培養出來的革命火種，卻在以后中國革命各條戰線的烈火中，放射出熾熱的光芒。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4年后的1932年，在各方進步勢力籌辦下，一批懷揣教育救國理想的人，同樣在母城渝中大溪溝創建巴蜀小學，發表《建校宣言》，延續中法學校精神，傳遞共產主義思想。

大溪溝，便是重慶共產黨的起源地，也是巴蜀紅色記憶的根源！

奮進：名家引領校史沿革

在抗戰時期，巴教村教育文化街區是重慶抗日宣傳活動的中心之一，連同周邊的中法學校、孤兒院等共同形成了激昂鼓舞的張家花園抗戰文化帶，在抗日救亡中發出了耀眼的光芒。當時，巴蜀學校的黃炎培先生在追尋教育救國暨探索職業教育的過程中，集合一批批同樣心懷教育救國理想的名家名流開展愛國民主團結工作，并發起成立民主政團同盟的革命基地，為巴蜀學校植入了民主進步思想的基因。

1938年9月，全國“文協”，即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遷移到重慶，租住在巴蜀學校的“棫園”之內，每逢到“文協”開會，來自全國各地的名人志士就匯聚到這里，茅盾、老舍、郭沫若、陽翰生、江竹筠等革命前輩都曾在這里學習或生活，影響和發展了巴蜀。

抗戰時期，巴蜀第一任校長周勖成積極支持并參與抗日活動，當時黨組織的一部地下電臺，就安置在周校長寢室三樓，電臺可直接與延安聯系，接受黨中央重要指示。

1940年9月24日，在校內愛國人士與中共南方局的積極聯系下，剛剛訪蘇歸來的周恩來總理來作報告。為確保安全，黃炎培先生臨時決定將報告會移至不遠處的巴蜀園學校，在操場的一張飯桌上，周總理作了題為《國際形勢與中國抗戰》的報告，演講持續了進4個小時，前來聆聽報告者達到兩三千人之多，轟動了整個山城。周總理以高昂有力的聲調，透徹地分析了當時的國際形勢和中國抗戰的前途，極大地振奮了人心，增強了各階層群眾、各民主黨派人士抗戰到底的信心。

巴蜀正是因為得天下英才，領時代潮流，在民國時期的教育生態中成為重慶、成都乃至整個大西南培養優秀兒童的理想搖籃。

新中國建立后，大批南下干部來到重慶，巴蜀學校由西南軍政委員會接辦，改為公辦，成為西南局干部子弟學校。鄧小平指示 “一切不動（指人事關系），只許辦好，不許辦壞”，學校牢記這樣的教育囑托，幾十年來，一代代巴蜀人兢兢業業、心無旁騖、砥礪前行、精益求精，巴蜀取得了長足進步。

從95年前重慶第一個黨支部的成立，到巴蜀小學地下黨支部的活躍，再到新中國成立后，在黨的光輝領導下巴蜀走過的堅實發展歷程，真理的光芒指引者一代代巴蜀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從母城渝中走出的一大批優秀青年和杰出人物，為建立新中國和實現中華民族振興，在中國革命歷史上書寫了濃墨重彩的光輝篇章！

傳承：行走中的黨史課堂時光流轉，近年來，巴蜀小學在對校園改造時，重視“家校社”協作，重新修繕了“巴教村教育文化街區”，在厘清學校發展歷史過程中，為周邊社區提供了黨史教育宣傳的活動陣地。

建黨百年之際，巴蜀小學開啟了“學史力行開新局”系列活動，從團隊建設和課程創新的方式，梳理巴蜀歷史文化脈絡，打造立體多維的黨史學習課堂，在厘清巴蜀歷史、回望來時路的過程中，堅定“為黨育人、為國育才”的教育初心，一起找到面向未來教育的行動方向。 

學習“四史”， 筑牢紅色根基，堅定文化自信，關鍵點是推動“四史”學習教育與推動教育高質量發展結合起來，與巴蜀教育發展歷程中的紅色氣質結合起來，與“做的哲學”理念結合起來，激蕩時代的巴蜀聲音。

接下來，巴蜀小學將同步開啟少先隊員學習“四史”課程，以創新課程的方式，高揚母城渝中紅色基因，為建黨100周年華誕獻禮。少先隊員在巴教村歷史文化街區和巴蜀教育文化歷史陳列館這個特殊的教育場域，將“環境空間課程” 與“歷史文化內涵”“節假日生活實踐”序列課程結合起來，鏈接到”四史“的學習，真正“以回歸兒童完整生活的方式，代言巴蜀文化、代言母城文化，從而更好地走向未來。”（供稿：重慶巴蜀小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