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華，原名謝媛媛，創作有幼兒童話、校園小說、散文等各類文學作品80余萬字，獲得過第二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陳伯吹兒童文學獎大獎、第六屆豐子愷原創圖畫書獎首獎等重要獎項。她最為讀者熟知的作品當是《巖石上的小蝌蚪》和《外婆家的馬》，這兩部作品都與知名畫家合作，被改編為圖畫書，獲得了很高贊譽。

相較于創作，謝華似乎更鐘情于教學，她說自己“第一是教書，第二是寫作”，把教師這個職業做得“有滋有味、欲罷不能”。她在浙江衢州巨化中學工作整整二十年，教高中語文，當班主任，那是她“人生中最傾情、最豐滿的二十年”，她能脫口而出地跟你講上一沓她與學生的故事。

出生于1948年的謝華，已于2005年退休。去年底，她入住了一家醫養結合的養老機構。室外即江，環境清雅。她將自己數十年的藏書帶了過去，建了閱覽室，而且重操教師舊業，帶領老年朋友開辦了國學講堂。

“流年如水，回望來時路，無陰亦無晴。”讀謝華在朋友圈寫下的“碎碎念”，耳邊響起的，是她平靜、舒緩、坦然的聲音。

父親、女兒與老師的推動

周益民：首先，想問一個作家們通常都會面對的問題：您是怎么走上兒童文學創作道路的？

謝華：應該是幾個方面的原因吧。第一個是父親對我的期望。我父親沒有讀過正規大學，他很希望我能上大學，當一個作家。我小時候他老是給我買書，訂小朋友的刊物。有一次我們看電影《小足球隊》，他讓我寫一篇觀后感去投稿，雖然沒中，但至少寫文章投稿在我腦子里有了一個深刻的印象。

第二個跟我女兒有關。1977年可以考大學了，當時我女兒四歲，我去讀大學，把她放在一個退休老師家里。我很想女兒，就學著冰心的樣子寫了《寄小女兒》，被蔣風老師拿去，在貴州一個叫《幼芽》的兒童文學刊物上發表了。那是我的處女作。

第三個就是蔣風老師的兒童文學課。他給我們成立了兒童文學興趣小組，我開始有意識地去寫兒童文學。1982年我大學畢業，蔣風老師就讓我參加了浙江兒童文學年會，正式加入了浙江兒童文學隊伍。這么幾個方面，成就了我這輩子的兒童文學創作。

周益民：近日重讀您的名作《巖石上的小蝌蚪》，對作家湯湯評價的“豐沛的美和悲劇的力量”深為贊同。這部作品發表于1988年，在幼兒文學作品甜美溫馨風的包圍下，當年您怎么會有如此大膽的構思？

謝華：也許無知者無畏，我當時真的不知道文壇上的風向。一次，我跟我妹妹去鹿鳴山上墳。我有個外甥，很調皮，抓了幾只小蝌蚪，放在山坡上凹陷的石頭縫里，就回家了。我經常想起那幾只小蝌蚪，很為它們惋惜，就想讓它們永遠活著，活在大巖石公公的懷抱里，根本沒有想到悲劇色彩。我看過蘇聯作家班臺萊耶夫的小說《諾言》，印象比較深，我把幾只小蝌蚪也寫成了很執著、很講信用。這樣可能增加了一點兒悲劇色彩。這篇小故事被圣野、魯兵、汪習麟老師喜歡，做了一些推薦，還得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近年又入選“百年百部”經典圖畫書，非常榮幸。

這輩子就寫了“老提”一個人

周益民：《快樂的老提》是一組十分可愛的童年故事，我個人以為，老提同戴小喬、馬鳴加等一起，是原創橋梁書的典型兒童形象。就如方衛平教授贊譽的，寫出了一種松松垮垮、“迷迷瞪瞪”的童年情味。這個形象有生活原型嗎？您是怎么把握其特點的？

謝華：老提是有原型的，我身邊有不少這樣的孩子。有個老師的小孩，一次，我們大人邊走邊聊天，突然他跟我說：“謝老師，我要演小品了。”我說：“太好了，到時我來看。”他很高興，還叫我買點兒糖獎勵他。我按照約定的時間去了，到教室外從門縫里一看，班級里靜悄悄的，在上自習課。這個小孩老是希望人家給他鼓掌，但是屢戰屢敗。我就想寫寫這么一個人物，他們總是開開心心、沒心沒肺的，本性憨厚善良，老是唱著歌走路，一邊走一邊跌跟頭，然后爬起來繼續走。我覺得這樣的形象可以給孩子們帶來快樂，帶來向上的力量，大人小孩都喜歡看。這個系列在浙江的《小學生時代》上連載。我的一個同學對我說，“我的外孫都叫你‘老提阿姨’了”。

后來我當外婆了，有了外孫。沒想到我外孫把這個老提的角色接下去演了。有一次我正在電腦上修改，他看著電腦上老提的故事，問我：“阿婆，你怎么那么早就認識我了？”他把自己代入了，他就是老提了。我這個外孫長得圓頭圓腦的，看上去很聰明，但是也比較糊涂，沒心沒肺的，有很多故事，我就接著寫快樂的老提。

周益民：《外婆家的馬》也是一個必須提及的作品。這不僅指它是您的代表作，也是基于它在原創圖畫書中的重要影響。這個作品中的主人公“小東西”跟之前的“老提”形象有關聯嗎？

謝華：老提的故事大多寫于20世紀90年代，我外孫是2005年出生的，相隔多年了。外孫的這些故事，我集結為“小東西”。

外孫使我的感受更加深刻。他比較粗心，成績也不太好，又很想為大家做事。他很希望老師對他笑一下。有個老師在菜場買菜，他鉆進去把老師從人堆里叫出來，然后叫一聲老師好。他說老師笑了。在我們看來是微不足道的事，但是對孩子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可以說，“小東西”是幼兒園和一年級版的老提故事，慢慢長大，二年級三年級，就是老提，他們兩個是一類人。我退休以后教作文班，我把老提的故事編成課本劇讓學生演。很多學生都說自己就是老提，講了很多關于老提的故事。這個人物形象在學生當中很受歡迎。

周益民：在圖畫書創作的過程中，您跟畫家黃麗是怎么溝通的？她畫筆下的“小東西”跟您心中的形象吻合嗎？

謝華：跟黃麗認識是書為媒。我跟作家蕭袤參加一個創作會。聊天時，我告訴了他《外婆家的馬》這個故事。后來蕭袤見到黃麗和編輯鄭穎，就繪聲繪色地讀了《外婆家的馬》，把她們樂壞了。她們看好這個故事，專程到衢州找我聊。這中間我們又互有來去，不斷修改，最終成功地創作了這部作品。

我們的溝通是在外婆這個點上。作品的主角是外婆和“小東西”，偏向于外婆，就是外婆的愛。黃麗從小也是外婆帶大的，對外婆對“小東西”的愛很有感受。“小東西”的形象跟我心中的“小東西”也基本符合，他有豐富的想象力，滿懷好意地搗亂，后面有個轉折，他搗亂破壞后看到外婆確實累了，讓外婆騎大馬上街，幫外婆打掃衛生，等等，又在回報外婆。想象的空間比較自由，很有吸引力。作品中“小東西”的事情全是生活中真實發生的，我很感謝我們家“小東西”，我對他說是你幫助我創作的。在上海舉辦第六屆豐子愷圖畫書獎頒獎的時候，我女兒特意把“小東西”從廈門帶到上海，這在他的人生中也留下了美好的回憶。

周益民：我讀過您的長篇成長小說《山楂紅了》，當時的感覺是震動而意外。說震動是因為作品的質地深深打動了我；說意外，是這部作品與我之前所讀的您的幼兒文學、兒童故事比較，差異不小。幼兒至少年階段，心智變化很大，您怎么能準確把握其階段性的？

謝華：我覺得盡管他們年齡增大了，但是本性沒有變，我總是能夠在我的學生中找到老提。我的那些短篇小說里好多人物形象，就是長大的老提。我寫的《大肚皮警察》也有老提的影子。他是長大工作了，娶妻了。這個大肚皮警察也是有點兒糊涂，愛做好事，也是不被人理解。

我驚訝地發現自己這輩子其實就寫了一個人，就是老提，從低幼故事到短篇小說，再到長篇小說。他們有一個共性，憨厚善良，樂于為人家做事，常常好心辦壞事，但是他們不灰心，會繼續努力。他們不被人看見，又希望被關注，就這么磕磕絆絆地快樂前行，唱著歌走路。他們不被人了解，中不溜秋，我要為他們說話，去表現他們。

學生就是我的創作源泉

周益民：作家毛蘆蘆、湯湯都曾提及您對她們的扶攜。印象中，多年前，您寫過網易博客，好像在博客上多次寫到湯湯和她的作品。您是怎么看出她們的文學潛質的？

謝華：我剛退休的時候，網易博客正盛行，我愛上了寫博客。這是一段美好的回憶，50多萬的點擊量，遍布全國的朋友，至今我還保留了幾個博友。可惜說沒就沒了，確實有點兒失落。

湯湯率性執著，她寫作追求好玩，她覺得自己能夠寫得和別人不一樣，不但跟別人不一樣，還要跟自己不一樣。我跟她的相知是一次跟隨蔣風老師去武義講課。記得當時她給我們講笑話，一次她去紹興，錢包被偷了，又想游東湖。湖面上有個撿垃圾的小船，她就跟那個大爺說想坐他的船，大爺不同意，她就坐在那里。大爺一圈回來，她還坐在那里，大爺就讓她上了小船，她就幫著大爺撈了一個下午湖面垃圾。很有特點吧？聽了我們的課，她跟我說，她也要寫童話。第二年，我告訴她，暑假要舉辦浙江兒童文學年會，我跟當時的兒童文學創委會主任倪樹根作了推薦。她就挺著大肚皮來了，這一來就不走了，就走上了文學創作的道路。她不斷地寫，不斷地投到我的郵箱里，越寫越好，經常讓我驚艷。

跟毛蘆蘆接觸時間比較長，她進兒童文學圈子前已經有了相當好的寫作水平，她很努力、很勤奮。近年來，她的創作從小說慢慢轉到了散文。祝愿她越寫越好。

周益民：您和毛蘆蘆、湯湯，都是教師、作家雙棲。您覺得教師寫作兒童文學，有特別之處嗎？

謝華：有的，特別是對我而言。我首先是教師，然后是作家。因為喜歡教師這個工作，于是就有了兒童文學的寫作，又因為兒童文學的寫作，使教師工作多了幾分光彩。我1969年“插隊”勞動了兩年，然后在大隊里當民辦教師，有機會跟農村孩子接觸，記錄了很多感受，后來在公社中學教了幾年，大學畢業又到巨化中學教高中，小學、初中、高中學生我都比較熟悉。

我當班主任，那是一種全心全意的牽掛和愛護，有很多感觸在心里涌動。有一次，我們編排了一個課本劇《黑森林》，自以為編得很好，結果到市里演出沒有拿到獎。一個男孩是主編，他哭了，坐公交車回去，半途他就下了車，在風里走。全體演出的學生和我也一起下了車，陪著他在風中走。那種感覺，那種手拉手同甘共苦的情感，沒有親身體會是寫不出的。

我經常搞一些活動，一方面讓他們接近大自然，另一方面，加深跟他們的感情。有一年秋天，野菊花開了，我把他們帶到山坡上，讓他們躺在山坡上，用耳朵貼著大地，然后說說聽到了什么。很有意思，有些人說聽到牛叫，有些人說聽到拖拉機聲，有些人說聽到說話的聲音，也有些人說聽到了野菊花喧鬧的聲音。后來他們寫了一篇很好的作文，聽不一定用耳朵，用心也可以去聽。

我不是一個能夠無中生有的天才作家，我的作品都是從校園中來的，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感動和思考的結果，學生就是我的創作源泉。孩子們就像一條條浪花飛濺的小河小溪，我就是走在小河小溪里的一個參與者，我的作品就是這些小河小溪濺起的浪花，如果沒有校園生活，也就沒有我的那些校園小說。

周益民：您的學生看過您的作品嗎？有什么反應？

謝華：20世紀90年代，我有三年在江蘇《少年文藝》上連載“校園寫真”專欄，寫我們的課堂，紀實的，寫得很輕松、很從容。我的學生很喜歡，每一期到了，他們就忙著去看，里面寫的是什么，哪個是我，哪個是你。他們也學著寫，后來也在《少年文藝》上發表了。可以說，創作也成就了我的教學。

作品是放入生活長河的一個漂流瓶

周益民：坦率地說，我感覺，《快樂的老提》《山楂紅了》并沒有獲得與作品品質相對等的影響力，對此，您怎么看？

謝華：這確實是我的遺憾。我覺得自己寫得最自如、最成功的還是那些校園小說。《山楂紅了》是我唯一的長篇小說，寫寫改改，前前后后鼓搗了十年。更多的是短篇小說，得獎的《樓道》《守望》等，我覺得是經得起讀的。《巖石上的小蝌蚪》《外婆家的馬》能得到大家的肯定，我感到非常幸運，但還是有點兒遺憾。我希望我的那些小說能夠得到應得的肯定，能夠解讀到我在小說中傾注的用心。最近在衢州兒童文學節上，浙師大胡麗娜老師分析了我的小說《守望》，精準地剖解了小說中深藏其間的細節，我聽得眼淚都流出來了。作為一個作家，建構一部作品的獨特意境，表達某種獨特情愫，是多么希望有人能夠深入地解讀啊。

我總是安慰自己，作家只是寫作，一部作品就是作家放入生活長河的一個漂流瓶，它會流到哪里，能流多長時間，自有它的命運。今天你問起，再說起它們，已經是它們的幸運了。

周益民：您已退休多年，目前的生活狀態是怎樣的？有什么創作計劃？

謝華：目前的生活狀態，可以說放下了一些追求，放下了那些遺憾，好好地關注當下的生活。我現在住在一個養老機構，享受這個機構提供的方便。至于寫作，順其自然吧。

有一個“小東西系列故事”在海燕出版社放了多年，說是今年會出版。《大肚皮警察》是我跟“小東西”一起編的一個幻想和現實混雜的故事，今年也會出版。昨天一些學生來看我，說：“謝老師，你在這里體驗生活啊。”我心頭一震，我為什么不是體驗生活呢？我也許可以寫一寫老年生活。這個再說了，水到自然渠成。

（作者系南京市瑯琊路小學語文特級教師）

《中國教育報》2023年05月17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