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①葉瀾在新基礎教育試驗學校接受學生采訪。

圖②葉瀾書法作品。

圖③葉瀾和學生在交流。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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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腳步有些蹣跚，聽力也有所下降，但83歲的葉瀾依然充滿活力：眼睛清亮有神，說話時總是帶著微笑，思路清晰敏銳，底氣十足。

　　2024年夏，記者在華東師范大學校園里見到葉瀾時，是她時隔很久再次回到學校。這次，她是為了“新基礎教育”研究30周年暨“生命·實踐”教育學派20周年紀念與研討會的籌備工作。

　　“如果紀念意味著過去，那紀念便沒有意義。不能只有議程，更要有目標，要把這次研討會的宗旨寫得更加明確。”起身接受采訪前，葉瀾給會場上平均年齡超過45歲的“學生”們留了一個任務：每個人談一談自己的意見，對于別人的想法要說出為什么同意或者為什么不同意。

　　跟隨葉瀾做學問幾十年，這些學生對葉瀾依然“既親又敬”。“葉老師是個特別真的人。你看，在我們這個歲數，有做得不對的，葉老師還是會嚴厲地指出來，這是我們的幸福。”她的學生說。

　　葉瀾有個觀點。她認為：教育是使自我和他人都變得更美好的事業，教育的魅力是創造的魅力，是創造生命發展的魅力。教師應是不斷追求自己生命發展和完善的人，在幫助別人完善的同時也不斷發展和完善自己。

　　她追求做這樣的教師。

　　■“最能打動我的兩個字是‘生命’”

　　點開葉瀾的微信朋友圈，她保持著一種高頻的更新：初綻的蘭花，夏日的晚霞，“人匆匆，傘花花”的美麗街景……

　　盡管大多時候囿于12樓的家中，葉瀾卻享有一種豐富的世界，她與天上的云海、身邊的草木對話，并樂于把這些交流分享出去。“天地萬物千姿百態、生生不息，我的生命與許多生命相遇，生活越來越樂觀。”葉瀾如是說。

　　上海市閔行區新基礎教育研究所副所長陸燕琴與葉瀾相識20多年，“葉老師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旺盛的生命活力和對生命的熱忱。”旅游時，葉瀾喜歡收集各地的石頭。有一次，葉瀾把石頭放進一盆水里，水面微微蕩漾起來的時候，她對陸燕琴說，“你看，石頭也會呼吸”。

　　在陸燕琴眼中，“葉老師就是這樣一個活潑、真誠的人，從她身上，你能看到生命的更多美好”。

　　的確，可以把“生命”這兩個字作為解讀葉瀾的一把鑰匙。這不僅是因為她獨特的生命經歷和強烈的生命意識，也因為生命成長是她始終堅守的價值取向。

　　1990年秋，在上海市一所小學聽課時，葉瀾特地用碼表計算了一下時間，40分鐘的課，教師占用了30分鐘，10分鐘的提問時間里，只有少數學生舉手，大部分學生在課堂上只是靜靜地聽。葉瀾感到一種巨大的沖擊：學校是“大活人”最多的地方，在直接面對活生生的人開展教學的課堂上，怎么會如此沉悶沒有生氣？

　　“喚醒教育工作者的生命意識，是改變教師的學生觀不可缺少的、富有沖擊力的因素……”1997年，在對學校教育進行持續深度介入式研究的基礎上，葉瀾寫出了《讓課堂煥發出生命活力》一文。這是她從心底“吼”出來的一篇文章，她鮮明地提出：要從生命的高度，用動態生成的眼光看待課堂教學。

　　像一顆石子投進了水面，這篇緊貼現實、熱情呼吁生命關懷的文章，成為不少人“認識”葉瀾的開始。

　　時隔近30年，江蘇省常州市局前街小學教育集團校長李偉平對這篇文章記憶猶新。他說，這篇文章喚醒了自己，“‘生命’兩字從那時起，便深深刻入了我的腦海”。

　　2009年，李偉平興高采烈地告訴葉瀾，自己成了江蘇省人民教育家培養工程的培養對象。沒想到，葉瀾給他潑了一盆冷水：“這個帽子拿到手，對你來說就夠了嗎？”李偉平心里感到不舒服，不理解葉老師怎么這么說。

　　幾年后，李偉平看到一些教師，在評上高級職稱、獲得榮譽稱號后，研究課不上了，課題也不搞了，進入了職業倦怠期。這時，他想起了葉瀾曾告誡自己的話：“當榮譽稱號這些外力消失之后，人靠什么持續向前發展？”

　　葉瀾認為，答案在于“內生力”。隨著“新基礎教育”研究進入生態式推進階段，跟著葉瀾做了十幾年“新基礎教育”研究的李偉平發現，“葉老師不管我們了，要‘放飛’我們”。和很多校長一樣，他很不適應甚至有點兒慌：“我們已經習慣按照葉老師設計好的線路和方案做，讓我們自己走，一是怕自己懈怠，二是不知道怎么走。”

　　但幾年下來，看到不少合作校都有了各自不同的創造，呈現出了百花齊放的狀態，李偉平慢慢明白了葉瀾的話：“人不會走路的時候，需要別人扶一下，但是不能扶你一輩子。路，最終要靠自己走。人，最終要靠自己活！”

　　喚醒師生的生命自覺，激發他們的內在動力，使之成為創造自身生命的主人，是葉瀾不竭的呼喚。

　　在一次發言中，葉瀾充滿詩意地總結道：“在我的教育學研究生涯中，最能打動我的兩個字是‘生命’，最讓我感到力量的詞是‘實踐’。教育學說到底是研究造就人生命自覺的教育實踐的學問，是一門充滿希望、為了希望、創生希望的學問。”

　　■“我相信實踐中有智慧”

　　在很多人看來，葉瀾不僅是一位學力深厚的教育學家，也是一位躬行不輟的教育改革實踐家。

　　在接受采訪時，葉瀾卻對記者說：“我不是實踐的料子，但我相信實踐中有智慧。”

　　她提起了一件往事：1962年留校之初，自己需要在華東師大附小先接受兩年的鍛煉。那兩年被葉瀾稱為“人生最痛苦的兩年”——以教育系高材生的身份“下”到附小，還抱有出色表現的期望，結果，常常因管不好課堂秩序而哭鼻子，有時還需要教導主任坐鎮，才能上完課。

　　這次“重創”讓她有些懼怕，也讓她真切地感受到，理論學得再好，也不能直接指導實踐。從那以后，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始終縈繞在葉瀾心頭，一次次被她審視、思考。

　　從1991年開始，葉瀾在一所小學開展“基礎教育與學生自我教育能力發展”研究，這是她生平第一次用實地介入的研究方式，去檢驗理論的合理性，研究理論與實踐如何轉化，也正是這項研究讓她穿梭在理論研究的“上天”和實踐研究的“入地”之間，“感到一種在天地間遨游、自由探究、發現的歡樂”。

　　1994年，葉瀾帶著這種“上天入地”的理念，和同行者開始了一項長時段的大型研究——“新基礎教育”研究，旨在創建“新基礎教育”理論和21世紀新型學校。

　　在“新基礎教育”研究中，為了讀懂老師、讀懂學校，葉瀾堅持“貼地式”的研究，為團隊“立”下很多規矩：研究人員不能著急發言，不隨便進校園、進課堂，進必有據；要提前了解學校、師生的基本情況，要有真實的深入對話；要坐在教室的前排，既觀察老師也觀察學生在課堂上的生命狀態……

　　時隔十多年，上海市閔行區田園第二外語實驗小學校長蔣宛萍還記得葉瀾對自己的一次評課。那是一堂三年級的語文課《鎮定的女主人》，自己扮演傭人、學生扮演女主人進行情景對話，是蔣宛萍對這堂課的亮點設計。

　　“你還記得，當時學生叫了你什么你才走到她身邊的嗎？”評課中，葉瀾的第一句話讓很多人意外，卻讓蔣宛萍打了個激靈。“保姆！她喊了我保姆而不是名字，這不符合常理。”蔣宛萍說。

　　很多老師覺得這個細節不是這堂語文課的重點。但葉瀾和蔣宛萍都覺得，在口語交際中能否恰當地使用稱呼，平等、尊重地對待他人，是語文學科育人的重要內容，應當被教師關注到，并且自然地融入教學中。

　　“當時葉老師已經60多歲了，但對于課堂上的每個細節、互動，葉老師仍然像錄音機一樣精準。”蔣宛萍越回憶其中的細微之處，越覺得敬佩，“這本身不是聽力或者記憶力好壞的問題，而是意識的問題。葉老師有著強烈的學科教學育人價值觀，立足這一點，她才會敏銳地捕捉到課堂上的每一處研究資源。”

　　從一名普通教師成長為一校之長，蔣宛萍說，葉瀾的學科教學育人觀，不僅點亮和影響了自己，還影響了更多老師深入思考學科育人的內涵、價值和路徑。

　　在華東師范大學“生命·實踐”教育學研究院院長李政濤看來，一方面，葉瀾有很多“招數”，能讓一線教師知道怎么把抽象的理念、宏大的理想變成實實在在的日常教育教學的一部分，解決做什么和怎么做的問題。另一方面，她還能反過來，把變革中的創造提煉、轉化為理論，教師遇到的問題，也常常會擦出她頭腦中理論的火花。

　　葉瀾曾提出“把課堂還給學生”。但在聽課中，她發現，教師對怎么“還”、“還”的尺度和邊界把握不準，“要么是假開放，要么是亂開放”。從這一現象出發，葉瀾不斷思考，提出了教學活動的“有向開放”觀：開放要有目標，要指向課堂的核心育人價值；開放要有方向，要面向學生的生活、知識基礎和成長空間……

　　如今，“新基礎教育”已經開展了30年并仍在繼續。帶著以基本理論為根基、理論與實踐交互生成的智慧，葉瀾和團隊走進了全國10余個省市，與200多所學校定期持續開展合作研究，帶領上千教師、數十萬學生共同創生著鮮活的在校生存方式。

　　■“一個偌大的中國，不能沒有自己原創的教育學理論”

　　如今，葉瀾正抓緊完成兩個學術任務，一是在《教育研究方法論初探》的基礎上，完成“方法論再探”，二是完成《教育概論》修訂。

　　葉瀾的學術著作并不多，但都很經典。出版于1991年的《教育概論》是她的第一本學術著作，直到今天，依然是教育學專業的重要專著之一。在豆瓣上，有讀者評價這本書：“深入淺出，韻味悠長，論證嚴謹。看似概論，實則是對教育哲學級別問題的再現與重組。”

　　這本書來自葉瀾主講的第一門大學課程——“教育概論”。當時，這一教育原理課，在國內尚無可用的教材。通過這本并不厚的著作，葉瀾對“教育是什么”作出了簡潔而獨特的解釋：教育是有意識的以影響人的身心發展為直接目標的社會活動，教育是一個復雜的開放系統，它是社會大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與社會其他系統有著復雜的互動關系。

　　“這種觀點是具有開創性的，它打破了傳統上將教育泛化、扁平化的認識。”在葉瀾的學生龐慶舉看來，這體現了葉瀾學術上的真誠——發表觀點，不是為了得到什么，而是通過研討引發更多思考，促進教育學發展，即便有的觀點在別人看來大膽甚至另類，但都是自己想明白的“對”。

　　做真學問、學力深厚、教育學立場堅定，是龐慶舉對葉瀾深感佩服的地方。

　　作為一門舶來學科，在中國，教育學一直在為贏得、鞏固自己的學科地位而奮爭。葉瀾立志以教育學為志業，也以教育學人的身份為榮。出席會議簽到時，她總是會突出自己“教育學人”的身份。她常說：“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教育學人，并且一輩子把這個身份放在第一位。”

　　她像一株亭亭玉立的蔥郁大樹，根系龐大，但是根卻始終扎在中國的教育實踐里，把吸收到的一切陽光、雨露和養分，都匯聚到促進中國教育學理論自覺和發展的生長上。

　　2004年，這株在學術上不斷自我超越的大樹，又結出了一顆新果——基于“新基礎教育”十年的研究實踐和理論反思，葉瀾正式提出：為創建“生命·實踐”教育學派而努力。之后，她對“教育是什么”作出了“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覺”的中國式表達。

　　“生命·實踐”教育學派意在以創建學派的方式，推進當代中國教育學的發展。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院長劉鐵芳認為，葉瀾踏實地回返中國古典教育傳統，試圖尋找一種契合中國人之生命發展的教育路徑，表現出了一種濃郁的中國文化本位意識，“這是殊為難得的”。

　　這種“殊為難得”的背后，可能和另一種身份自覺有關——“在根子上，葉老師是中國儒家知識分子，胸懷使命，入世擔當。”龐慶舉說。

　　“一個偌大的中國，不能沒有自己原創的教育學理論。這個‘自己的’教育學，是由中國學者提出，扎根中國土壤，以中國自己的教育改革發展經驗為根的。”葉瀾說，自己受魯迅的影響很大，“愿意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最近幾年，葉瀾接連摔了兩跤，但她說自己當前的生命發展狀態是“學而不厭、老而彌堅”，“當然不是指骨頭堅硬，而是信念、理想更堅定，沒有人可以隨便把這些推倒。我有自己的定力”。

　　2024年10月，“新基礎教育”研究30周年暨“生命·實踐”教育學派20周年紀念與研討會順利舉行。會上，葉瀾用她一貫的從容，微笑著與大家共勉：“任爾東西南北風，扎根大地做青松。”

《中國教育報》2025年01月16日 第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