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老房子出售給了別人，我搬家時從閣樓翻出一個舊皮箱，里面有一疊用塑料絲捆著的信件。最上面的那封信，信封磨出了毛邊，郵票是早已停用的八分面值，郵戳日期清晰印著“1999.11.26”——那是我剛到聾啞學校任教的第三個月，父親從村里寄來的信。

　　1999年夏，師范畢業的分配通知遞到手上時，我愣了半天：不是預想中的鄉鎮小學，而是五十里外的縣城聾啞學校。我學了三年普通師范，會教拼音、算術、音樂、體育，但手語卻從來沒有接觸過。報到那天，老校長領著我進課堂，十幾雙眼睛齊刷刷望過來，亮得像山間的晨曦，卻沒有一點兒聲音。我攥著教案念“a、o、e”，指尖都在抖。孩子們茫然地盯著我看，有個扎羊角辮的小姑娘怯生生抬手比畫，嘴里發出聲音，但我看不懂手勢，也聽不懂她發出的聲音，只能紅著臉搖頭。

　　那時候家里沒有電話，交通更是不便。從學校回村，要先坐1個多小時中巴到鎮上，再叫人騎自行車來帶，晃悠悠耗上大半天才能到家。想家時，只能在熄燈后就著手電筒寫信，筆尖總被眼淚洇得發潮——寫課堂上的窘迫，寫自己的無助，寫對著手語課本發呆的夜晚，卻又總在末尾劃掉“想回家”，怕在村里做小隊長的父親操心。

　　父親的回信總是來得很慢，卻從未缺席。他的字跡歪歪扭扭，卻像種在田里的玉米稈，扎實有力。第一封信里寫：“小兵，別慌。爹當隊長管村里事，一開始也不懂分地、記工分，都是跟著老支書蹲在田埂上聽，夜里在油燈下畫草圖，慢慢就會了。學手語也像學認莊稼，摸透了習性，就懂了。”信末還補了句：“你娘腌了蘿卜干，等幾天叫人捎給你，吃粥的時候當咸菜。”我抱著那封信念了好幾遍，把“慢慢就會了”五個字抄在筆記本扉頁上。從那天起，我的課余時間全用在學手語上：到學校圖書室借了一本厚厚的手語詞典，隨身帶著隨時查。吃飯時對著鏡子掰手指練“吃飯”“謝謝”，睡前把課本攤在枕頭上，記“星星”“地球”的手勢，指尖磨出了薄繭，有時夢里都在比畫。遇到卡殼的地方，就寫信問父親——問他“耐心”該怎么用樸素的話解釋，他回信說：“就像種麥子，下種到收割要等半年，急不得，得天天去田埂上看，缺水了澆，生蟲了治。”

　　一晃二十多年過去，如今我已從青澀的新教師，變成了學校里的老骨干，帶過的學生有的考上了南京特殊教育學院，有的進了工廠，很多孩子早已成家。每次回老家，和父親坐在堂屋的竹椅上聊天，談起1999年那個手足無措的自己，我總忍不住紅眼眶：“爸，那時候要是沒你那些信，我說不定就打退堂鼓了，準備去其他學校了。”

　　父親總是撓撓頭，笑得憨厚：“記不清寫啥了，就知道你那時候難，怕你一個人在外撐不住。”可我記得清清楚楚，每封信里的“別慌”“慢慢學”，每句“家里一切都好”，都是穿越了時光的底氣。那些泛黃的信紙，我至今仍妥帖地收在書柜最上層，紙頁上的墨跡雖淡，可藏在里面的牽掛與力量，卻像陳年的酒，越久越醇厚。

　　正是那些來自田埂間的樸素鼓勵，讓我在無數個想放棄的時刻穩住了腳步，慢慢讀懂了特殊教育的意義——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澆灌，而是像父親種莊稼那樣，以耐心為土，以愛心為肥，陪著孩子們一點點發芽、生長。如今再想起那個秋天，滿心都是感激：還好有父親的筆墨做伴，讓我把“教書育人”的初心，守成了二十余年對特殊教育的堅定與熱愛。

　　（作者系江蘇省東臺特殊教育學校教師）

《中國教育報》2025年11月14日 第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