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音樂家鄭律成。

《延安頌》手稿。       鄭小提 供圖

　　“我的父親不是高高在上的音樂大師，只是一個始終保持著赤子之心的普通人。”

　　我拜訪鄭小提老師的那天，屋外北風呼嘯，室內卻沐浴在暖陽之中。我想請她聊一聊她的父親，《延安頌》、《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原名《八路軍進行曲》）的曲作者、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的人民音樂家鄭律成先生。她欣然應允，卻又沉默了片刻，似乎陷入了回憶。

　　“讓我想想，從哪里說起呢……”

　　1938年，延安。

　　黃昏時分，寶塔山被夕陽染成一片金黃，延河水在余暉中閃著粼粼波光。一隊隊八路軍戰士邁著堅定的步伐，唱著嘹亮的歌曲從城門走出，口號聲、歌聲與輕柔的晚風相互交織，構成了一幅充滿希望與力量的畫面。24歲的鄭律成與幾名魯迅藝術學院（魯藝）的同學一起爬上半山坡，目睹這般景象，心中涌起一股強烈的創作沖動。

　　“給我寫首歌詞吧。”他對身邊的莫耶（革命女作家，當時在魯藝文學系學習）說。莫耶同樣為此情此景所觸動，立即用隨身攜帶的紙筆寫下了歌詞。

　　因為不愿在日本侵略者的統治下生活，1933年，鄭律成背井離鄉，從朝鮮光州（現韓國光州廣域市）來到了中國南京；“七七事變”后，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他又毅然奔赴抗戰的“燈塔”延安，隨身帶著的，只有一把小提琴和一把曼陀鈴。不到半年時間，他明顯感受到延安與淪陷區截然不同的氛圍——這里雖物質條件不佳，但精神氛圍積極向上，人們對抗戰勝利充滿信心。

　　這種氛圍深深感染了他。“我愛這個地方，愛這里的人民，愛這里的信仰、決心和力量。我日夜琢磨，想寫一首歌。這首歌要是抒情的，又是戰斗的，還要是歌頌的。”

　　“夕陽輝耀著山頭的塔影，月色映照著河邊的流螢……”拿到莫耶的歌詞，鄭律成非常高興，沒過幾天就譜好了曲。他彈奏著曼陀鈴，和女高音歌唱家唐榮枚一起在延安大禮堂合唱這首歌，歌名就叫《歌唱延安》，后來由中共中央宣傳部更名為《延安頌》。

　　《延安頌》寫出了延安軍民對延安的深厚眷戀之情，也真切地表達了全國進步青年對延安的無限向往與崇高敬意。這首歌如同一只展翅翱翔的雄鷹，從延安飛向四面八方，歌聲響徹神州大地，甚至跨越重洋，飛向海外。在美國醫生馬海德為抗戰募捐的活動中，這首歌與《義勇軍進行曲》一同在美國唱響，它那激昂的旋律和真摯的情感深深打動了海外華僑與國際友人。

　　對創作這首歌的鄭律成而言，對聽到這首歌的每一名中華兒女而言，延安不是地理上的家鄉，卻是精神上的故鄉。

　　從魯藝畢業以后，鄭律成進入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抗大）擔任音樂指導。當時的抗大有上萬名來自五湖四海的學員，鄭律成的日常工作就是教他們唱歌。音樂最能鼓舞士氣、振奮人心。抗大學員們住的是簡陋的土窯洞，吃的是粗糙的小米飯，嘹亮的歌聲卻從未停息。他們開會前唱、吃飯前唱、列隊走路時也唱，整個延安仿佛成了一座“歌詠之城”，震得四周地動山搖。

　　八路軍戰士們不斷唱著激昂的歌曲奔赴抗日戰場，他們不一定唱得多么動聽，但歌聲中迸發出的精神力量卻讓鄭律成深受觸動。“八路軍那么大的部隊到前方去跟日本人打仗，肯定得有股子‘向前向前向前’的‘沖勁兒’。”鄭律成曾這樣說道。

　　在延安的日子里，戰士們帶來的前方戰況、勝利消息，以及他們身上散發出的朝氣蓬勃的精神狀態，都深深感染著鄭律成。1939年夏天，創作的沖動在鄭律成心中萌發。當時，他與詩人公木住在同一個窯洞，公木經常到前方采訪，他則去連隊教唱歌。鄭律成找到公木，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咱們一起合作，寫一個大合唱，歌唱咱們的八路軍。”他詳細闡述了自己的構想：這組歌要有進行曲，節奏要有力，句子要長短相間，要體現出騎兵“嘚嘚嘚”的馬蹄聲勢、炮兵“轟隆隆”的雷霆氣勢……

　　公木被這個想法所打動，很快按照鄭律成的要求創作出了歌詞。鄭律成欣喜若狂，把給這首歌詞譜曲形容為“為虎添翼”。當公木告訴他“為虎添翼”不是一個褒義詞時，鄭律成爽朗地笑道：“我們這個‘虎’是吃日本侵略者的虎，是吃反動派的虎，讓它‘添翼’，更兇、更猛、更厲害，有什么不好！”

　　創作條件異常艱苦，沒有鋼琴，沒有合適的樂器，鄭律成就靠打拍子、反復吟唱來找尋靈感。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譜曲工作中，將戰士們的精神風貌通過音符一一呈現。作品完成后，鄭律成到連隊教唱，其中《八路軍進行曲》簡短明快、節奏鮮明、朗朗上口，戰士們學得特別快。

　　這組歌曲很快就傳遍了延安，并隨著戰士們的足跡，回響在每一個抗日根據地和戰場上，特別是《八路軍進行曲》以其激昂的旋律和振奮人心的歌詞，迅速受到所有抗日戰士的喜愛。

　　值得一提的是，《八路軍進行曲》后來在滇緬戰場演出時（使用的名字為1940年在重慶《新音樂》月刊發表時所用的《軍隊進行曲》），國民黨新一軍軍長孫立人大為贊賞，甚至打算將其作為新一軍的軍歌。有人告訴他這是共產黨的歌曲，他卻豁達地說：“只要是抗日的歌曲，我們就大聲唱！”

　　這組《八路軍大合唱》，共包括《八路軍軍歌》《八路軍進行曲》《快樂的八路軍》等八首歌。通過這些歌曲，鄭律成將八路軍的精神氣質轉化為永恒的音樂記憶，讓我們得以通過旋律感受那段崢嶸歲月里中國軍人的鐵血丹心。

　　抗戰勝利后，朝鮮半島光復。鄭律成回到朝鮮，歷任朝鮮勞動黨黃海道委宣傳部部長、朝鮮人民軍俱樂部部長等職務，還組建了朝鮮人民軍協奏團，從演員選拔到節目編排都親力親為。在朝鮮期間，他創作了《朝鮮人民軍進行曲》等作品，帶領團隊深入基層演出，將文藝送到戰士和群眾身邊。

　　新中國成立前夕，鄭律成的妻子丁雪松擔任東北行政委員會駐朝鮮商業代表團代表，同時任新華社平壤分社社長。鄭律成在朝鮮擔任重要職務。中朝兩國分別建國后，這種跨國工作的特殊情況，使他們的家庭面臨現實困境，鄭律成也面臨人生重大選擇。

　　“我是共產黨員，在哪里都是做社會主義事業。”經過慎重考慮，鄭律成決定攜家人返回中國。這個決定的背后，既有對妻子的不舍，也有對中國的深厚情感——1933年就來到中國的鄭律成，始終將中國視為第二故鄉。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眼見同胞又要遭受戰爭的磨難，他的心情非常矛盾，但辦理手續的朝鮮外務省同志幫他下定了決心：“你還可以以中國音樂工作者的身份再到朝鮮來，援助朝鮮的抗戰。”

　　1950年10月，平壤失守。在周恩來總理的關懷下，鄭律成歷經波折回到北京，并加入中國國籍。同年12月，他又以中國人民志愿軍創作組成員的身份返回朝鮮，隨志愿軍戰士們一直推進到漢城附近，并與劉白羽合作了《歌唱白云山》，獻給漢江前線的戰斗英雄們。

　　回國后，鄭律成沒有擔任任何領導職務，而是作為一名普通的音樂工作者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中央歌舞團、中央樂團等單位從事音樂創作。他始終保持著旺盛的創作熱情，深入海軍、空軍、森林工人、船工等不同群體中體驗生活，足跡遍布神州大地。在四川，他與船工們同吃同住，記錄下震撼人心的川江號子；在貴州，他發現了侗族大歌的和聲魅力，并對這一珍貴的民族音樂遺產進行推廣；在東北大興安嶺，他冒著嚴寒與伐木工人一起工作，收集民間音樂素材。這些深入生活的經歷，為他的創作注入了鮮活的素材和真摯的情感。

　　夕陽悄然溜進西窗。從延安到平壤，從平壤到北京，在鄭小提的講述中，我們看到了這位“軍歌之父”與音樂、與時代同行的一生，波瀾壯闊，但終歸平靜。

　　“音樂創作需要生活，如果沒有真情實感，就算寫出來也只是技巧的堆砌。”鄭小提用“生活”二字作為總結，“不管到哪里，父親總要下去生活。他對生活的熱愛，是我最佩服的。”

　　1956年，鄭小提考上中央音樂學院附中學習鋼琴，后考上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也成了一名音樂工作者。我本以為這是一個家學傳承的故事，她卻笑著說，父親幾乎沒教過她彈鋼琴，反而喜歡帶她去打獵和打魚。

　　在音樂創作上嚴謹認真、一絲不茍的鄭律成，在生活中卻是一位充滿情趣的父親、一個性情直率的普通人。一次，鄭律成騎車帶著女兒去野外打獵，遠遠看到一個人影，鄭律成便大聲喊道：“老鄉，有沒有看到兔子？”那個人把帽子一摘：“禿子？在這兒呢！”父女倆笑得前仰后合。“他還教我如何打好提前量瞄準。我哪里學得會？看到兔子開槍就打，后坐力直震得我往后倒。”鄭小提說。后來，鄭律成還把打到的兔子包起來，帶給一位愛吃貓肉的朋友：“我給你帶了只野貓（北京部分地區方言中兔子被叫作‘野貓’）！”吃完之后，鄭律成告訴他是兔肉，朋友還堅決不承認。

　　鄭小提從小學就開始住校。每周六回家，周日去學校，父親騎著一輛“二八大杠”自行車接送，她總是放著后面的椅子不坐，偏要坐在前杠上。高興起來，鄭律成就會唱歌。“他學過聲樂，聲音確實好，走到哪里都唱。”在四川采風時，船工們起初有些拘謹，鄭律成開口唱起歌，大家紛紛放開嗓子一起唱，很快就打成一片，一起在船上嗑瓜子、拉家常。

　　有時，鄭律成還會去打魚。他不太喜歡釣魚，更多的是撒網捕魚，甚至發明了一個能把漁網拉到對岸的小機動船。在物質匱乏的年代，他常常把捕到的魚分給其他人，也因此有許多“魚友”。鄭律成去世后，朋友們一直惦念著他，每逢忌日都會去八寶山祭奠，有時還帶著剛捕的魚。

　　在鄭小提看來，父親的一生就是對赤子之心的最好詮釋。他對音樂的熱愛純粹而強烈，對生活的態度樂觀而積極，對信仰則始終如一地執著與堅定。他愛朝鮮，因那里是血脈相連的故土；愛中國，因這里是給予他理想與歸屬的精神家園。他用音符作舟，在烽火與山河間擺渡必勝的信念；以旋律為旗，在中朝兩國人民心中播撒希望的種子。正是這份赤誠，讓他的音樂超越了時代與疆界，成為穿透歷史煙云的不朽回聲。

《中國教育報》2025年12月05日 第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