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教育評價事關教育發展方向。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高等教育也更加關注整體發展。中國高等教育要想實現高等教育強國的目標，必須從“一枝獨秀”轉向“百花齊放”。

［關鍵詞］高等教育評價；分類評價；綜合評價；同行評價

教育評價事關教育發展方向。中國高等教育評估體系對于中國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起到了積極和關鍵的作用，但在長期實踐的過程中也出現一些問題，突出表現在：高校被項目化、指標化、碎片化的評價指揮棒牽著鼻子走；在種類繁多的評審面前，學校被占用了大量時間和精力；高校的辦學特色逐漸被一些量化的指標所替代。

在2018年召開的全國教育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扭轉不科學的教育評價導向”。今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下文簡稱《方案》），對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進行全面部署。《方案》提出，“堅持問題導向，從黨中央關心、群眾關切、社會關注的問題入手，破立并舉，推進教育評價關鍵領域改革取得實質性突破”，把教育評價改革上升到事關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的層面，要求建立科學的、符合時代要求的教育評價制度和機制。

高等教育領域“放管服”改革向縱深推進，關鍵在于“評”。正確發揮高等教育評價的辦學指揮棒作用，既是擴大和落實高校辦學自主權的前提，也體現了政府職能從管制型向監管型的轉變，更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題中之義。在深化“放管服”改革的背景下，應當引導高校從“我被評”向“我要評”轉變。

新時代高等教育評價改革的出發點是“破五唯”。2018年，教育部辦公廳發布了《關于開展清理“唯論文、唯帽子、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專項行動的通知》。今年，教育部、科技部又印發了《關于規范高等學校SCI論文相關指標使用樹立正確評價導向的若干意見》。高校“破五唯”有了具體舉措。

指標能夠更加直觀地反映現實，因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破五唯”的關鍵并不在于指標本身，而是不能“唯”，“破五唯”的本質是不能“唯指標”。大學如果單純抓指標，忽視打造辦學特色，那么大學發展方向就會發生偏離。大學可能在某項排名上一時有所提高，但學校的內涵無法得到真正的提升。如果把指標作為刻意追求的目標，那么指標原本的意義就會大打折扣甚至走到反面，造成高校動作變形，進而影響教風、學風。

學科建設是中國高等教育迅速發展的重要基礎和主要途徑。這里有一個關鍵問題，就是以什么口徑來評價學科。過去以二級學科為主要口徑的評價辦法，造成了部分行業背景高校辦學特色的缺失。對此，《方案》提出，“改進學科評估”，“突出學科特色、質量和貢獻”。

多元評價的探索

在“雙一流”建設方案編制要求里，體現了以一級學科作為評價標準的導向。學科建設和評價的口徑從二級學科變為一級學科，體現了很大的進步。前不久，“交叉學科”成為第14個學科門類，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還根據國家需求布局了集成電路一級學科。除此以外，還有ESI、QS、THE等學科口徑，它們豐富了學科評估的標準。但無論哪一種學科口徑，都無法與社會需求一一對應。

比如說，筆者曾參與大連海事大學本科教學工作審核評估，在評估的過程中了解到學校學科建設的情況。該校的輪機工程學科在國際海事組織的同類院校中享有很高的聲譽，但是輪機工程在船舶與海洋工程一級學科中只是很小的一塊，一旦按照一級學科進行評價，就會導致學校在學科評估中排名落后，無法凸顯辦學優勢和特色。

又如，某地方新建本科高校依托當地支柱產業，大力發展茶學，但是省里的建設目標管理責任書是按照一級學科進行考核的，這就造成一些問題。茶學是二級學科，其對應的一級學科是園藝學，園藝學里面還包含果樹學、蔬菜學等二級學科。如果所有二級學科都要做大、做強的話，一方面，它們并不都是地方支柱產業；另一方面，學校的辦學資源也難以支撐。

再如，有些高校服務的行業、產業或領域涉及多個一級學科，某高校服務于汽車產業，而汽車涉及多個一級學科下的二級學科。按照一級學科來評價學校，哪個學科都不強，但哪個學科都不能缺。筆者在華北電力大學調研時看到，該校根據電力行業特點和發展趨勢，在電氣工程、動力工程及工程熱物理兩個一級學科的基礎上，在“世界一流學科”建設中自定了“能源電力科學與工程”學科。

高校類型、規模、結構等差別很大，區域發展也不平衡，經濟社會發展對高校的要求越來越多樣，不能用一個模式辦學，也不能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高校。同樣的學科在不同類型和層次的大學也會差異很大，不能用一個指標體系來衡量。

為了解決一套指標評價所有高校的問題，2019年，教育部委托有關高校的專家研制了“雙一流”建設動態監測指標體系。該指標體系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在指標體系中設置了留白監測項目、監測要素和監測點，便于高校體現辦學特色。筆者建議，可提供全方位的指標體系給各個高校，由高校根據自身的情況參考和選用。

筆者曾參與了高等職業教育“雙高計劃”遴選工作。如果說“雙一流”建設的基礎是學科，“雙高計劃”建設的抓手就是專業群。一直以來，高職學校專業口徑比較窄，畢業生的崗位遷移能力不強，不利于培養復合型人才。專業群的提出，相當于把確定專業群建設口徑的自主權給到了高職學校。學校可以因地制宜，對原有專業進行任意組合，這為培養復合型人才奠定了組織基礎。此次遴選出來的253個專業群覆蓋行業領域廣，而且即使面向同一個行業，在不同的地方，專業群的組群邏輯和建設方式也是各不相同的。

鼓勵高校自定指標體系

國務院發布的《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提出，“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加快建成一批為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服務的高水平應用型高等學校和高等職業學校”，“積極探索不同類型、不同層次高等學校的一流建設之路”。對此，《方案》也提出，推進高校分類評價，引導不同類型高校科學定位，辦出特色和水平。

2018年，在一次應用型高校轉型發展座談會上，50多所“教育現代化推進工程應用型高校建設項目”院校負責人及十幾個省（市、自治區）教育主管部門負責人參加座談，集中反映了走應用型道路所遇到的體制機制障礙，其中很重要的一條是“高等教育分類管理制度與應用型高校評價體系缺位”。筆者認為，確實很難制定出滿足所有應用型高校實際情況的統一標準。

習近平總書記一直倡導“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新時代高等教育的生態就是百花齊放。在分類管理、分類評價的基礎上，應改變以往評價指標體系由專家學者牽頭研究制定的做法，讓學校自己提出適合自身特點的評價方式和指標體系。具體來說，重點要關注兩個方面：一是進步性，體現為“自己與自己比”；二是先進性，體現為“與同類院校的比較”。

充分認識辦學定位在綜合評價中的重要性

本科教學評估是一個綜合評估，涉及學校辦學的方方面面。比方說，本科教育與學科建設高度相關，學科建設的水平直接影響本科教育的質量，本科教育的質量也是學科建設水平的重要標志。某省教育廳利用高教處、學位辦由同一位領導分管的契機，嘗試將本科教學審核評估和高水平大學建設中期檢查結合在一起進行，既減輕了高校迎評的負擔，也彰顯了人才培養工作在學科建設中的中心地位。

筆者曾與財政部有關同志交流，他們表示，評價專項經費使用的規范性和執行進度比較容易，但是要單獨評價專項資金的使用績效是比較困難的。對于大學來說，成績是全體師生共同努力的結果，很難界定某一個專項經費的具體績效。201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全面實施預算績效管理的意見》，提出明確要求，“逐步開展部門整體績效評價”。

越是綜合評價，越要關注辦學定位的重要性。辦學定位作為學校各項工作的出發點和依據，是用來衡量具體一所高校綜合辦學水平的“尺子”。本科教學工作審核評估代表政府對高校的評價方式正在發生改變。審核評估既不是用同樣一套指標體系去評價大學，也不是用定量的方式去考核大學，而是看大學是否按照自己的辦學定位，實現了辦學目標。簡而言之，就是“用自己的尺子量自己”。

無論是“雙一流”建設、應用型轉型還是“雙高計劃”建設，都很難對某一類高校以同一個標準進行評價，但是在建設之初，學校都會根據辦學定位制定任務書，任務書也都經過了專家委員會的審議，具有嚴肅性。在進行驗收時，可以對照任務書來檢查學校建設的符合度和達成度，實現“一校一策”。

同行評價是關鍵

《方案》提出，完善同行專家評議機制。有學者指出，縱觀世界大學發展的歷史，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同行評價，它既是學術質量的保證，也是醫治學術腐敗的良方。教育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實施的學科評估之所以能夠得到比較普遍的認可，與其重視同行評價密切相關。

對于不同的評價對象，“同行”的含義不同。如果是評價學科或者教師，同行一般是該學科學者中的佼佼者；如果是對高校進行整體評價，同行應該以同類型高校中富有經驗的管理者為主；如果要證明是國際一流，就必須得到國際同行的評價。筆者曾調研了幾所較早舉辦的獨立設置中外合作辦學高校，他們都提到了國際化專業評估的意義。有學校每年都會請海外各領域的知名教授來校，針對相關專業進行評估。這樣既使專業接受了評估，同時也讓海外的同行更加了解學校的教學質量和師生水平，起到了很好的宣傳效果。筆者認為，想要成為世界一流大學，首先要使我們的學校、學科、專業、師資能夠接受國際評價。

關于評價的使用

評價只有在產生效果時才有意義，不能為了評價而評價。有學者指出，在全球兩大高等教育體系中，盎格魯-撒克遜體系實行院校自主的改進性評估，羅馬體系實行政府主導的問責性評估。對于中國來說，這兩種評價的使用都值得關注。

在問責性評估方面，中國高等教育管理體制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黨管干部”。政府管理大學的一個重要手段是任免大學的主要領導。大學發展與高校領導班子密切相關。以往的做法是將評價結果與資源配置掛鉤，通過績效來影響撥款，直接受影響的是教師和學生。績效評估一般由財政部門來實施，如果能夠“跳出財政看財政”，實現財政部門與組織部門聯動，把績效評價的結果作為考察學校領導班子的重要參考，可能更有意義。筆者在一些高校也看到，越是強調問責，學校的主要領導就越會追逐指標。因此，對于大學的評價，需要采取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做法。專家到校評估，不僅要考察量化的指標，給學校打分，更要對學校體制機制改革方面的舉措做出定性的評價。

在改進性評估方面，英國高教界對績效評估一直都有批評的聲音，認為績效評估用測量代替信任，用管理控制代替學術自治，故意制造競爭和不安全的氛圍。對這些批評聲音的一個回應是，讓大學成為自我評價的主體，并且把這種評價作為大學持續改進的手段，這樣更能凝聚共識，發揮評價的積極作用。西安交通大學中國西部高等教育評估中心對這一輪357所高校審核評估專家組的報告做了一個統計：最需要改進的是師資隊伍的數量與結構，占比93.56%，緊接著就是質量保障的教學質量保障體系，占比82.91%。筆者在審核評估的過程中也感受到，高校的主要問題出在教學質量保障體系上。

筆者了解到，新一輪本科教學工作審核評估的一個重要改變是引導高校更加重視大學質量文化的建設。筆者認為，教學評估應該堅持將高校作為教學質量保障的主體。在對高校進行評估時，不應主要檢查高校教學的微觀環節，而應該重點關注學校是否建立起完整的質量保障體系以及其是否在發揮作用。要把內審和外審結合起來，這樣才能真正讓評價“內化于心，外化于行”。

【作者王旭初  黃達人，單位：中山大學，黃達人為原校長、第二屆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專家委員會委員、“雙高計劃”建設咨詢委員會主任委員】

原載2020年第22期《中國高等教育》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