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教育部印發《全國依法治校示范校創建指南（中小學）》，明確提出“建立學生欺凌防控工作機制，成立學生欺凌治理委員會”。2021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規定“學校應當建立學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自2019年起，西安交通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校園安全研究團隊先后在陜西省多地市多所中小學進行實地走訪與調研，對超過5000名城鄉中小學生進行問卷調查。通過調查，我們發現，目前中小學校園欺凌防治體系存在家校責任尚待明晰、朋輩群體作用發揮不明顯等問題。因此，加強家校合作，強化家長及教師的角色定位，建立同伴調解機制，成為防治校園欺凌的重要舉措。

    在校園欺凌防治中，教師、家長及同輩群體均有缺位

按照我國中小學學校管理制度，目前校園欺凌工作通常歸屬于校園安全工作范疇，由學校德育處全面管理。通過座談走訪，我們發現在校園欺凌防治體系建設中存在如下問題：

教師在校園欺凌防治中仍需提升干預能力。2021年5月，教育部、財政部發文，明確將預防校園欺凌等納入教師校園長培訓。在現實中，我們發現，由于校園欺凌的隱蔽性和隨機性，教師一般很難發現校園欺凌現象，或者發現后缺乏足夠的干預技巧，往往簡單粗暴處理，忽視干預的持久性，這種簡單重復的干預措施甚至會使學生更加不信任教師，發生問題不愿尋求教師幫助。提升教師對校園欺凌的干預能力尤為重要。

關注和解決校園欺凌是法律所規定的、家校共同的責任和義務。從實際看，中小學的家校聯系方式以班級微信群、家長會為主要形式，部分學校通過舉辦家長學校增強了家校聯動，但因疫情的影響有所弱化，且對校園欺凌的主題關注不夠，沒有形成實質聯動的校園安全防控工作體系。因此，亟待明確家庭在校園欺凌體系中的角色和定位，進一步構建家校合作聯動機制。

同輩群體的“同輩調解”環節缺失。聯合國于2019年發布《數字背后：結束校園暴力和欺凌》報告，提出“賦予兒童參與校園欺凌防治的權利”是校園欺凌防治的“最佳證據”之一，強調“同輩調解”的作用。在我們調研所涉及的7所中小學中，尚無將同輩群體納入校園欺凌防治體系的學校。如果不對占絕大多數的“欺凌旁觀者”進行應有的引導和教育，學校不僅會喪失捕捉事件發生和求助的最佳時機，也會喪失對“旁觀”群體的教育和心理救助時機。

    加強家校合作，強化家長及教師的角色定位

要關注欺凌發生的家庭因素。調查表明，家庭結構、是否獨生子女、父母受教育程度、是否留守兒童等家庭因素均會對學生是否受欺凌、是否參與欺凌產生顯著影響。學校和教師應對離異、喪親、留守等特殊家庭學生給予更多關注，促進家長更多融入以學校為主導的欺凌治理模式的“親師協同”防控體系。學校可以邀請家長代表進入“學生欺凌治理委員會”，讓家長熟知學校的防治方法和態度，提醒家長及時關注孩子的心理和行為變化，如發現孩子出現諸如“害怕上學”“丟錢丟物”“情緒低落”“畏縮或生理性失禁”等異常現象，及時與學校聯系并上報。

要提升教師干預校園欺凌的能力。建立以德育處為主體、班主任為骨干力量、全體教師參與的教師校園欺凌“防護網”，定期開展教師培訓，使教師做到“三個學會”：第一，學會察覺校園欺凌事件的發生，敏銳捕捉欺凌的苗頭；第二，學會第一時間保護受害學生，及時了解和上報相關信息；第三，學會合理運用恰當教育懲戒手段，對欺凌他人者進行有效教育懲戒。對于涉嫌違法犯罪的嚴重欺凌行為，做好應急處理措施。

強化專職心理咨詢教師的預警和干預作用。調查數據顯示，遭受欺凌的學生未來更容易產生心理健康問題、自殘行為、自殺傾向；而一旦因欺凌導致的心理問題無法得到及時解決，就會有自傷和自殺的風險。因此，提升心理咨詢專職教師對校園欺凌前因后果的專業化認知，采用專業手段關注學生的心理危機和專業預警，充分發揮心理篩查的危機預警作用顯得尤為重要。

    建立同伴調解機制，引導學生合力干預

校園欺凌由于其發生地點的隱蔽性，常常不為教師和家長所知，無法及時制止和處理，而旁觀者（學生）大多了解欺凌的過程，其干預效果也會更加直接。已有研究表明，在校園欺凌發生過程中，旁觀者的消極行為，如冷漠和起哄，在一定程度上會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而相反，假如大部分學生都認為欺凌是錯的，是應該受到譴責的，都積極報告和合力制止時，校園欺凌現象會大幅減少。

值得注意的是，旁觀者對校園欺凌的態度和行為不僅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該事件的走向，也會對旁觀者本人的身心健康產生影響。例如，校園欺凌的旁觀者更容易出現心理、軀體不適和低生活滿意度。相反，假如旁觀者向被欺凌者提供了積極性幫助，以上不良心理反應則會相應減少。因此學校在反欺凌培訓和演練中，不僅要教導受害學生掌握求助和報告渠道，更應關注欺凌事件的“局外人”——旁觀學生和知情學生，教會他們在保證自身安全的情況下，合理干預、理智應對。

要建立同伴調解機制，促進學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2020年，教育部在答復全國政協委員《關于在我國中小學推行同輩調解的提案》時指出，“推動具備條件的地區或者學校認真探索同輩調解的實施方式和有效途徑”。因此學校可在德育老師的具體指導下，成立“學生調解小組”，小組成員由各年級選舉產生，所有學生輪流擔任。同時依據國家法律和借鑒國外經驗，制定規范的調解程序。這樣做的益處是，一方面將欺凌問題在同輩同學中得以公開和警示，另一方面也使得調解小組成員在調解過程中提升共情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學會自我管理，從而降低其參與到欺凌事件中的概率。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教授）

《中國教育報》2022年09月21日第5版